“不着边际”但深刻改变着思维习惯
然而出国时间久了，我渐渐了解到，也正是美国学府中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学科，正在无形中改变着我的思考方式。
英文课上的圆桌讨论，让我逐渐抛弃了以往被动而死板的阅读方式，不再习惯性地去用简单的语言去概括中心思想，而学会将材料当作文学作品去鉴赏，调动感官和想象力，将阅读变成一种立体而多元的体验。
写作课的宽松的思维环境和严谨的逻辑训练，教会了我在写论文时如何就一话题自己立论、论证与总结，而并非像国内的议论文训练一般，文章能够采纳的角度和观点早已被题目死死框住。
社会学讲座上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明白了如何用抽象晦涩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让我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被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铭记，而仅仅被当作一种理论接受分析与质疑时，原来也可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在美国大学的学习过程点燃了我对这些学科迟到的兴趣，也帮助我在毕业后选择记者这一行业，将所学所想用来分析了解中国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
正是在走上这条路后，我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具备与欠缺这种批判性的人文教育所带来的差别：
在我的美国同龄人、记者同行中，我发现许多人对周围的环境和现象，都具备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分析的本能。
他们在看待事物和分析现象时，会对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传统看法和固有的成见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去挑战它们，避免因为自己的思维懒惰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他们很少会因为认同一个人而将他的观点不假思索全盘接纳，也很少会因为否定一个人而彻底拒绝去斟酌他的想法，而接纳与反对，又很少取决于对方的权威与身份。
当然，心理学有所谓的确认偏误，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选取收集某些证据，忽略不利的观点和资讯，用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这一点倒是在我接触的高学历背景美国人中显得较为突出些。
这种思维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从一方面来说，这是生活在一个言论开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带来的益处。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离不开西方高等教育中对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视和教授的方式。
通过对学生多年的熏陶，它已经焕化成了一种思维习惯，而对中国教育稍有了解的人们便明白，这正是没有受过真正人文教育的中国学生所欠缺的。
举一个为众多中国人所熟知的例子。不少中国读者都读过美国作家何伟的《江城》和《寻路中国》，并且十分喜爱这两部作品。
每次和中国人谈起这两部书，我都会问对方他们对作品的好感源于哪里。
“他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独到”和“他比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是我常常听到的答案。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语言准确表述，我想何伟的作品可以征服中国读者归根结底的原因中或许有这样几条：
他能够跳出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成见，以诚实的笔触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
他能够敏锐捕捉中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他的描写对象放置在社会大环境之中，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折射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特征;
他对他的所见所闻不轻易做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定夺，而往往将形成观点的权利交给读者。
在美国读书多年后，我感到这其中的哪一条也脱离不开我在美国大学学习时，人文社科学科所传达的理念以及培养的思维习惯。
在一个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环境下，人文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中国人脑海中被广泛忽视，在美国这个有着悠久通识教育传统的社会里也引起大众辩论。
英文、哲学、历史等学科真的可以给予人们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经济下生存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吗?
人们在问着自己这样的问题。然而正如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马克·艾德孟森(Mark Edmundson)在八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专栏中所提到的：
“
人文学科并不教人如何成功，而教人如何质疑成功。
”
“
处在所有人文学科最核心的，是一场海纳百川而深思熟虑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与生存的讨论。
”
艾德孟森写道，“这场讨论不应盲目崇尚任何结论。”
在中国当今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讨论似乎格外有必要，而展开这样讨论的思想基石和恰当方式，便蕴含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之中。
如同学习一门语言，这种人文教育在学生思维定性以前，越早施加它的影响便越理想。
在留学日趋低龄化，教育观念开始逐渐转变的今天，让这样的觉悟在家长和留学生们的脑海中扎根，或许是个不错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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