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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汉魏部分导游词
公元前221年，强大的秦国一统六国，秦始皇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车同文、书同轨、设三公、置郡县，古代中国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秦朝定都咸阳，在洛阳设立三川郡。经过短暂的统治之后，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汉高祖刘邦最初定都洛阳后迁都长安，洛阳从都城转变为掌控中原及东部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
西汉经过二百年的统治，由盛转衰，战乱四起。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国都定于洛阳。自此以后的曹魏、西晋和北魏也先后在洛阳建都，历时长达500多年。这一时期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
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成为东方文明西传的源头。尤其是北魏时期，随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一系列汉化政策，北魏国力臻于强盛，都城洛阳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京城和通达百国千城的贸易都会。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阳市以东15公里处。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从东汉修建以来，经过历代的修缮、扩建，城址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大的城市。
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典型代表，上承周秦，下启隋唐，集中体现了各代都城的布局特点。表现出从先秦城市的非对称式不规则布局向隋唐都城中轴对称布局的过渡，是都城规划史上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影响后代都城规划达千年之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国家天文观测台——灵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办学府——东汉太学等。汉魏洛阳城以其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在中国古代都城中独树一帜，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
东汉时期，洛阳城大致为南北长而东西短的长方形。南北九里，东西六里，俗称“九六城”。四面共设城门12座，纵横24条大街。城内由若干个宫殿组成，宫殿布局分南宫和北宫，二宫南北对峙，中间以复道相连。南宫是皇帝接受群僚朝贺议政及国家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北宫主要是举行天子临朝，百官赐福，宴飨朝议的地方。
南、北宫以外城区，为各类官府、太仓、武库、商市所在地和达官贵人住宅。城南郊建有规模宏大的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等重要礼制和教育性建筑。东汉洛阳城两宫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的城市布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太学位于汉洛阳故城南郊，今偃师市大郊村一带，始建于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 （公元56年），是东汉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后屡加扩建，光武帝刘秀曾亲临太学视察，汉明帝刘庄还在太学亲自讲学。东汉时太学生最多时曾达到三万余人。东汉以后曹魏、西晋、北魏相继延设洛阳太学。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这里不断有石经残块出土。考古发掘表明，太学遗址规模宏大，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最早的国立大学。
熹平石经，我国最早的一部石刻经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大学者蔡邕等得到汉灵帝诏准后，以隶书体刻立石碑46块，内容包括《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立于东汉太学讲堂前，供太学生观摩。史称“熹平石经”或“一体石经”。后代也有石经立于太学或国子监，最为著名的还有曹魏“正始石经”和唐代“开成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石经”。
东汉刑徒墓铭砖，记录了为修建东汉洛阳城而死的刑徒姓名、刑名、部属、狱所名、死亡日期等。砖铭记载，刑徒墓地使用年代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永宁二年（公元121年）年初。东汉刑徒来自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雄伟的东汉洛阳城建筑是他们劳动的结晶。
两汉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成熟阶段。升仙思想在社会中广泛流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制度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人们开始大量运用陶土烧制出的模型，为自己营造死后生活的世界。东汉墓葬随葬陶器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器皿随葬数量巨大，大批式样繁多的陶制建筑明器，可谓汉代陶器的代表。这些建筑明器，既有供人居住的宅院和楼阁，也有储藏粮食的仓房，以及舂米磨面加工粮食的作坊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圈舍等等。东汉建筑明器形象具体，结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建筑的高大，设计的精巧，装饰的富丽，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缩影。
这件褐黄釉陶熏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采用立体堆塑工艺，器盖部分以“勇士搏兽”为题材，塑造出一座猛兽遍布的山峰，形象生动、雄健。器座为一猛虎蹲伏于地，回首撕咬，生动逼真，尾巴还斜斜地搭在前面的爪子上，意趣盎然。
熏炉在汉代十分盛行，大多以金铜铸成，习惯称之为“博山炉”。汉代低温铅釉陶是汉代制陶工艺的又一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不仅降低了釉的熔点，而且使釉面增加了亮度，使铜、钛着色剂呈现出美丽的色彩。洛阳出土的低温铅釉陶常见有仓、壶、炉、罐、奁等专用于陪葬的模型明器，釉色多为黄、褐、绿三种。而熏炉以釉陶工艺制成则十分少见，这件釉陶熏炉出土于2004年，系洛阳首次发现。
这件彩绘陶百花灯，是对道教“升仙思想”的最好的诠释。灯高92厘米，座径40厘米，由座、盘、枝和盏组成，灯座为喇叭形圈足，白地涂朱，绘黛色云纹。座上立有平底灯盘，盘中有一圆孔，灯柱插入其中。
灯座下塑有环绕的山峦，间有神态各异的人物及虎、狼、鹿、猪、狗、羊、猴、兔、蛙等动物。灯盘沿处有八个圆孔，交替插入四枝曲枝灯盏和四枝龙形饰件。在龙尾处坐一羽仙人，头戴冠，穿红色短裤。等距的灯柱均涂朱红色，三道凸箍与盘边、灯盏均涂以翠绿色。三道凸箍上有两层四枝曲枝灯盏，盏上插有火焰纹样花饰，枝上端坐四位红色羽仙人。灯柱顶端平放朱雀形圆灯盏。陶灯共有十三盏，十三枝灯争相辉映，绚烂华美。百花灯造型挺拔，稳重，五彩纷呈，它所塑造的神禽异兽，仙人跨龙等装饰性题材，反映了汉代社会“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道家思想，造就了一种人神共处，人神共乐的梦幻图景，令人叹为观止。
这件汉代解注瓶，是1954年洛阳西郊汉墓出土的。小口、圆腹、大平底。在腹部周壁有朱书符箓一道，符箓意义不解，符文后有“解注瓶，百解去（长？）如律令”九字。在墓葬中放置解注瓶的目的，不仅体现在希望墓主人的安宁不被邪魔侵扰，也体现在家人希望墓主人的灵魂安息不会返回阳世滋扰，所以解注瓶又叫“镇墓瓶”。而道教是我国的原生宗教，兴起于两汉，把老子所著《道德经》奉为主要经典。在西汉早期普遍信奉“清净无为”、“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即便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但道家的无为思想和升仙思想还备受人们追捧。
自秦朝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而真正将铸币权收归国有，还是在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当时流通的钱币已经是圆形方孔的铜钱，称为五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件铸造铜钱陶范。
两汉交替时期，政局混乱，王莽新朝曾经存在过17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王莽进行了五次货币改制，其铸行的钱币品种之多，币值之高，在世界货币史上都是罕见的。莽钱以其独特的造型，考究的铸造工艺，隽秀的文字以及诸多的千古之谜而倍受泉家、学者所青睐和推崇。其中金错刀“一刀平五千”，形制独特，不同凡响。
金错刀因其制作精致，形状奇特，自东汉以来就为世人所喜爱。著名科学家、学者张衡在《四愁诗》中曾以“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的诗句咏之。“金错刀”铜质精良，体泛银光。其钱文虽无垂针篆之挺劲，但其深厚质朴的篆录之意与厚重笃实的钱体浑然一体，遂有“钱绝”之美誉。
汉代伏人玉环1986年洛阳涧西出土。对角长12.7厘米，口径9.8厘米，整体呈现出鸡骨白色。外侧刻饰有爬伏四人。伏人脑后饰垂发髻，巨目大鼻，脊背高拱，四肢抱环，双腿呈鱼尾形。玉环在汉代使用较为普遍，或为佩饰，或为手镯，形制多样。这件伏人玉环雕琢手法和工艺造型十分独特，以四人伏于圆环之上，形态质朴，外方内圆，艺术效果十分理想。
洛阳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墓主多为高官显贵或地方豪绅。目前洛阳已发现汉代壁画墓近20座，这些汉墓壁画内容丰富、手法娴熟，深刻地折射出汉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趣。早期神灵、仙人内容流行，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折射；中期反映儒家思想的历史故事和神学谶纬意识愈见盛行；至东汉时，反映墓主身份和仕宦经历的宴饮歌舞、车骑出行场面逐渐丰富，反映出从西汉到东汉人们由幻想迷信的心理转向现实生活的享受、炫耀，完全是人世间生活的再现。
斗兽纹绿釉陶壶，1978年洛阳收集。高45厘米。外表施深绿色釉。肩部半浮雕斗兽纹图案。图案分为两部分，一是熊面人与狮形兽相斗，二是骑马者拉弓射兽的场面。斗兽是汉代百戏中的一种，演员在表演时要化妆，戴上假面具。此壶浮雕中的斗兽者皆有假面具。浮雕斗兽纹在汉代出土文物中比较罕见。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国家再次陷入分裂混占局面，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割据。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都洛共46年。公元263年，蜀为曹魏所灭。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西晋以洛阳为国都，前后共52年。
曹魏时期，社会提倡简朴之风，随葬品亦随之减少。洛阳涧西矿山厂内发现一座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砖室墓，全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组成。墓室结构保存完好，随葬品较为丰富。尤其是墓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杯和稀有的铁帷帐架，其中铁帷帐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字样，是曹魏时期极罕见的纪年墓葬之一。
西晋铜三轮鸠车，1989年洛阳偃师南蔡庄砖厂晋墓出土。高6.5厘米。三轮，车身为一昂首挺胸长尾鸠鸟，胸前有一牵行环鼻。腹中横穿铁棍为轴。轴头两端各有宽车辋车轮一只，身尾连接处下方有一不分辋辐圆轮。史书记载自汉代以来儿童“年五岁有鸠车之乐”，“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此墓出土的鸠车反映了汉代风习在晋代的延续。
狮形青瓷盂：西晋。1972年洛阳矿山厂出土。高8厘米。头作狮形，尾呈蕉叶状，颔下有须。项脊分披鬃毛，腹部两侧画有羽翼。脊上有直径三厘米的圆管，瓷狮昂首竖耳，四腿卷曲伏卧。造型灵敏精巧，施釉匀称莹润，是一件造诣高超的青瓷艺术品。
“晋归义胡王”金印，1973年洛阳孟津征集。高2.6厘米。印面呈正方形，驼形钮。印文“晋归义胡王”五字。归义，即归化、降顺。胡即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晋归义胡王”是西晋时匈奴归化部落首领的封号。该印来自甘肃，系居住在凉州的匈奴归化后为晋武帝所封，是晋朝廷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建立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以减少边疆战争的一种具体措施。这枚金印反映了西晋时期中国西北境内部族内迁、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
北魏是来自东北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自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都洛共42年。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为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社会和谐共处的今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政策，他率先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姓，要求鲜卑族官员穿汉服、说汉化，并纳汉族大臣的女儿为妃，推动了汉化改革进程。
北魏元巶墓位于洛阳老城区盘龙塚村。墓主元巶是孝文皇帝之孙，曾封常山王。其墓为带墓道土洞墓，墓内出土墓志、陶俑100余件，主要由镇墓俑、仪仗俑、伎乐俑、庖厨俑组成，它们簇拥着装饰华丽的牛车和鞍马，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奢华情景，尤其是主人乘坐的牛车，牛和车呈一体，从车厢前端格子栏下面伸出的车辕套在牛身上。牛呈拉车行走状。牛俑浑劲，脖颈肌肉下垂，牛身披饰革带，驾一双辕双轮车，车盖呈拱棚状，前后檐外伸，车厢两侧各刻一象征性假窗，车厢前孔呈棂状，后开门，车轮靠在车厢左右两边，牛四肢和车的两支柱立于托板之上。陶牛车造型写实逼真，这正是南北朝时贵族盛行的车乘，极富时代特征。
北魏彩绘陶昆仑奴俑，1965年北魏孝文帝之孙元巶墓中出土。高9.5厘米。俑并腿蹲坐作蜷缩状，右手抱头，左手横置双膝之上，埋头于两臂之间，仅露满头卷发。著红色衣裤，腰束带，足穿长筒皮靴，生动地塑造出一低头掩面缩成一团的异族形象，是北朝贵族官僚或富室家中外族家奴的一种。昆仑奴俑表现的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或南洋、中亚地区黑人的形象，这件俑是公元五世纪北魏洛阳与西北及南洋中亚地区交流的见证。
魏晋时期中国青瓷有很大发展，融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外，还采用了拍、印、雕、堆和模制等技法。由于瓷器性能优于陶器，且烧制成本相对较低，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等等。这件莲花纹大瓷碗，取材重瓣莲花形象，釉色细腻，色泽温润，使整只瓷碗犹如一朵怒放的青莲。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荣和佛寺的众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北魏王朝崇尚佛法，入主中原后，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手段，把佛教定为国教，广为提倡，形成朝野贵贱皆崇佛的局面，佛教的发展在洛阳盛极一时。都城内外寺院林立，千百万人皈依佛教，至北魏晚期，洛阳城内建寺1367所，列刹相望，其中尤以永宁寺和龙门石窟最为豪华壮观。
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内城南郊，今白马寺东南约2公里处。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01米，东西宽约212米，四周有夯筑围墙。永宁寺中心建筑为九层木塔，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据史书记载，木塔高“四十九丈”，折今136.71米。考古发掘表明，塔基高出地面8米，平面呈方形，分为二层，边长38.2米，高2.2米，内为夯土，四壁以青石镶包，台基四面皆置“漫道”，以供人上下。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西域来洛阳的诸僧，住永宁寺者多达数百人。
永宁寺木塔毁于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因雷电引起的一场大火。新中国成立后，对塔基进行了科学发掘。塔基周围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彩绘泥塑佛、菩萨、弟子和供养人残件，所有彩塑品皆泥质，除少数饰件为模制外，均系手工雕塑而成。这批泥塑形体虽然较小，但塑形之美，比例之准确，情态之传神，塑工之细腻，极为罕见，堪称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的杰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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