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黄仁宇先生耗时7年完成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公元1587年为横切面，见微知著，以近知远。下面是由出国留学网小编带来的“学习《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欢迎阅读。
学习《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
本书剖析了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学术思想，洞察内在因果，揭露时政弊端，得出结论“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全书文字优美精练，分析鞭辟入里，观点生动鲜明，引人遐想无限。仿佛能够看见万历时期的明朝正迎面向我们走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却是歪脖子、细腰，无论怎么费力挣扎也无法迈进。随着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镜下，看着它腐朽的肌理，无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一、君臣失和、阴阳失调的上层建筑
朱翊钧没有选择过当皇帝，是他祖宗朱元璋挣下的这份家业和皇位世袭制度把他推上了龙椅。兴趣爱好的扼止、偶像张居正的坍塌、官员权力的博弈、立储斗争的失败，使他未能在皇权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万历皇帝停止了早朝、经筵、日讲、谒陵和各种礼仪，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对官员的升迁补缺不闻不问，劝谏的奏章留中不发，立储问题的争执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君臣对立对于一元化的国家体制而言是致命的，因为皇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机构。它通过敬天法祖和彰显礼仪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人事升降和赏罚分明维护政府的工作效能，通过统一思想和左右全局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向心力。神秘的天赋皇权思想在赋予皇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的决断力。皇职的缺位，加重了文官集团的负荷。
文官制度与君主制度相辅相成，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行政工具。财政税收、军备战事、司法审判、大型工程、抢险救灾等国家大事，无不是通过文官集团得以制定和执行。处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的运作也颇为有趣。一是名为下仆，实为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义上，文官集团是皇帝的仆人，实际上包罗了当时的出色人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治理官吏、整顿财政实现了府库充实、倭患绝迹，申时行运用调剂折衷的人事安排成功治理黄河、化解边境危机，他们都在历史的大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明朝官员薪俸微薄，还要力崇俭朴。把持朝政的高级官员、横征暴敛的钦差大臣、瞒上欺下的贪官污吏，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嘴上还不得不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三是拉帮结派，上下其手。皇权的更替、定期的考核都关系到官员的仕途命运。为此，官员之间建立起乡谊、年谊、姻谊等小集团，进入私人派系，相互关照，各取所需。这种小集团在排挤政治对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鲜明，称为“去皮见骨”。先由无名小卒用委婉的文字从细微末节开始，假以时日上升为道德问题，诤谏的官员职位越来越高，辞句越来越激烈，直到时机成熟自有大将出马。
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皇帝的消极怠工，文官集团的涣散，使庞大的帝国相互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这些问题到253年后的鸦片战争时依然如此，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在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1840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困局、实现强国梦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颠倒规则。明朝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脱节。黄仁宇先生把这种管理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文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农民构成的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女老幼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它们粗浅简单、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使货币税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进制度无从发展，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上下层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凝固。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贫瘠的土壤无法孕育高大的树木。在这个大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水中花、镜中月。比如税收制度，每个县的税额自朱元璋时代固定下来，无论天灾人祸、人口变化均不增减，等到执行不下去发生欠税，将所欠税额按比例减免后征收，等于变相减税，各地争相效仿，欠税成为常态，导致国库空虚。再如军队补给制度，军队是国家武装，补给本应由中央统一调配，但明朝将军队补给交给地方负责。一个地方要给十几个卫戍供应钱粮，一支军队的补给也来自十几个府县。如此犬牙交错的供应模式无法充分保障军队补给，一旦行军作战更加难以应变。为适应落实的组织制度，军队作战只能放弃先进的主动战术，采用落后的被动战术应敌。还有公务员工资制度，中央规定的基本工资很低，各地就在税收之外征收“常例”“火耗”，给自己发地方津贴，而“常例”、“火耗”的征收又没有标准，等于地方变相拥有自己的财政权，还不受中央控制。赋役制度，可以称为吃大户，负责接待官员来往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宿饮食摊派到当地的富户，家里越殷实负担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就连度量衡，官方与民间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万历十五年》一书散发的强烈现实关怀，于平常处凸现的深刻道理，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让制度成为可执行的行为导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莫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思想性因素，加强技术性、规范性因素，减少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现象，避免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名不副实、被高高挂起的情况。另一方面道德拔高了对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现实意义，正如逼着朱翊钧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标榜官员低薪，就会出现税收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个解决问题的缓冲空间，不要一下子上纲上线，使政府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二是去人格化。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精英人物，聪明才智堪当大用。他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一条鞭法、官员考成法等。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整顿了吏治，充实了府库，夯实了军队，但随着他的故世全部付诸流水。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令人扼腕叹息。因此，制度建设应注重连贯性、持续性，减少人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领导个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让制度拥有自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权化。特权本身就是对制度的否定。如果说制度是一条大道，特权就是在道路上划出的一条快速通道，这条快速通道越宽，占用的道路资源就越多，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人就越拥挤。明朝的赋役负担由地方富户承担，但官僚大户享有豁免特权，真正负担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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