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精英”已成移民主力军，八成是为子女教育
我们，真的留不住钱财和人才？
眼下，中国富豪“流行”投资移民的现象备受关注，然而，饱受房价、子女教育等压力困扰的“中产人群”，才是真正的移民主力。这些循“技术移民”等途径远走高飞的人，数量远远超过需要金钱堆砌的投资移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社会中坚”。
“移民潮”背后，隐约闪现着更耐人寻味的话题：为孩子移民现行教育体制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为生意移民国内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恶劣？一波接一波的移民，带走了多少财富和人才？
羊城晚报记者展开了相关调查。
技术“精英”去国良多
“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堪称“社会中坚”。
“目前，广东的移民业务90%左右是投资移民，中小企业主一直是主力。”广东某移民中介公司卢先生告诉记者。不过，这个数据或许很难反映移民市场的全貌。“大量的技术移民完全是由个人独立操作。”另一家相关机构的陆小姐这样认为。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通过投资移民获得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三国移民签证的人，总数超过6000人。而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达到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相对来说，投资移民只是少数。
“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透露。以加拿大为例，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堪称“社会中坚”。“一般来说，名牌大学本科或硕士；精通英语(论坛)；3-5年以上工作经验；30多岁最好；专业对口。”毕业于西安交大自动化控制专业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于2010年拿到加拿大绿卡，据其所知，他们班上技术移民的同学不下10人。
事实上，技术移民并非“中产”移民的唯一通道。
“能够提供当地就业岗位的‘雇主担保移民’现在特别火。”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告诉记者。她说，为吸引高技术人才到澳大利亚，当地政府推出了这项移民计划，只要当地雇主肯聘请移民者，只要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雅思”平均5分、缴纳10万澳元移民费，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到澳大利亚定居。
陈小姐说，这个项目去年推出后，申请的人络绎不绝，今年更是大增。从她经手的个案看，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去”的人多半毕业十年以上，正当年富力强，大多数人在国内的年薪在十万元以上，不少是服务处所的中层管理人员，也不乏上市公司、地产公司高管以及金融从业人员。
“这些人多半不到四十岁，在国内打拼多年，经验丰富。虽然没有企业家那么丰厚的身家，但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大部分是出于对子女教育的考虑而移民，也有些人是厌倦了国内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想换个环境开始新的发展。”陈小姐分析。
陈小姐多年从事移民中介，在她看来，这样的移民在目的地国“很受欢迎”。她透露，雇主担保移民甚至可能比投资移民更快拿到绿卡。“投资移民带去的是一笔财富，但对当地就业并不一定有拉动，而这类技术移民马上可以投入工作，拉动GDP。”据了解，由于门槛高且有对口的工作岗位，这种移民通道的“过关率”高达99%。
此外，对于不少“中产”来说，新加坡以及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是一条移民捷径。“先申请一个冷门国家，再辗转移民到发达国家。比如先到大洋洲的岛国斐济，再到澳大利亚；又比如先移民西班牙：一年内银行流水账达到20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申请。”中介陈先生说。
“拼爹拼妈”不如拼出国
在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中，子女教育已然成为八成“中产”家庭的首选。“从某种角度来看，国内的教育现状和体制问题正‘倒逼’白领精英选择移民。”
记者调查发现，潜在的“中产”移民家庭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其中，“低龄移民”不断涌现，成为不少中产家庭移民规划的核心内容。
在外企工作的周先生最近为3岁的女儿报读了一家引进国外幼儿园教材的英语培训中心，每周上课两次。周先生坦承，自己早有移民打算，但因为考虑到女儿的教育，不想太早行动。“我不希望孩子太早接受西方文化，希望她能在国内接受多一些东方文化后再出国。”周先生说，他计划在女儿小学毕业后才考虑移民，现在报读英语培训营造“语言氛围”，是为了女儿将来出国后能与当地生活更快“对接”。
不少英语早教机构成为低龄“准移民”的聚集地。
“三到四成的学生家庭有移民倾向。”广州一家培训中心校长陈峰告诉记者。她说，仅据她了解，就有两个在读的孩子已经明确计划在小学三、四年级时移民出国。“五到六成的学生家庭或多或少有移民倾向。”另一家类似学校的负责人沈妍告诉记者。沈妍称，目前招收的约300个学生中，不少家长是为孩子未来出国“铺路”。“一些孩子计划六七岁读小学时就要移民香港或美国、加拿大。更多的可能在初中或高中时到国外读书。”
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曾发起中国首家赴海外的夏令营。在她看来，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走出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且年龄越来越小。“学生家庭希望到国外交流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很多交流项目根本不需要落力推介，报名者已经很踊跃，仅去年去美国的交流团人数就增加了三成。”
在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中，子女教育已然成为八成“中产”家庭的首选。
家住广州东方三路的周小姐算了一笔账，在广州，如果要给孩子在重点小学谋个学位，只有两条路要么准备10万元的择校费外加学校附近的租房费用；要么接受3万元以上的房价，买套“学位房”。“不过，这还不算完。”周小姐说，孩子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毕业升高中时，一切又得重新来一遍。
不仅如此，周小姐说，儿子2岁时，她认识的不少妈妈们已经开始讨论各种早教班、全英班、艺术班、科学班、钢琴班、书法班……这一切令周小姐心头发凉，她明白，儿子的将来也不能免俗。思前想后，她深感“拼爹拼妈”不如拼出国。由于周小姐的哥哥和父母在加拿大，今年7月，她申请了亲属团聚移民。
网上搜索一下“加拿大教育移民”这个词条，其中好处一目了然：一人移民加拿大后，子女也可接受12年免费教育。移民后，子女还能以华侨或华侨子女的身份参加国内高考生的学费是加拿大本国居民的3－5倍，不同学校和专业差异甚至高达近10倍……
“从某种角度来看，国内的教育现状和体制问题正‘倒逼’白领精英选择移民。”有移民中介机构负责人这样看待移民低龄化趋势。
中小老板移民为“转型”
目前的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因为“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所引发的“潮涌现象”值得关注，它不仅使中国的财富、人才、税收和消费流失，更对“橄榄型社会”的构建造成深远的影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如此认为。
知名经济学家华生则认为：富人移民？明星大腕确实大多移了民，但我们仍整天躲不开他们的熟脸；大一点的企业家很多也移民了，但转了一圈都还在国内打拼。富人办移民不过像穷人给自己办个保险，别以为他们真的离开了好赚钱的热土。中产移民才是真移民。真正的问题是留不住想移民的中产，而中产的壮大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以“资本”转移为特点的第三波移民浪潮正在杀到。不同于去年珠三角老板赴海外“抄底”掀起的移民风暴，今年以来新一轮移民风潮中，一些在珠三角经营乏力的中小老板俨然将移民视为“转型”之路，而更多的企业家移民客则在上演“候鸟”式迁徙。
“前两天还打听了移民的相关手续，已经做了最坏打算。”东莞沙井镇一家印刷厂的刘先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刘先生说，他在沙井办厂已经有十个年头。“今年的生意最难做。”“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就要十几万元。”刘先生说，他近来一直在考虑转型。“实在不行，移民也是一条路。一方面可以歇一歇；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加拿大开个办事处再向中国市场下单，转行做贸易。”刘先生说，他认识的4个老板已经移民了。广东移民中介民间组织负责人胡先生认为，目前的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因为“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
然而，更多的企业家移民者则在上演“候鸟”式迁徙。
湖南人涂先生是深圳一家电子芯片厂的老板，身家过亿元。涂先生自己没有移民，但太太和子女已经悉数在国外。涂先生告诉记者，和他一起读MBA的一众老板中，他知道的已经有五六个人移民了。“不过，都是当‘候鸟’，出去一段时间，还要回国打理生意；回来一段时间，又要出去‘坐移民监’。”
涂先生的电子芯片厂2009年的销售额达到1.6亿元，但去年和今年生意不好做，销售额仅数千万元。“只能转型，去年到今年，投了三千万元搞研发，没有借银行一分钱，真金白银全是自己的钱。转型后预计明年销售额可以达到3亿元。”涂先生说，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大盘生意都在国内，所以并不愿意到国外。涂先生称，他的很多朋友即便已经移民，但生意、根基还在国内。
因此，对于富豪移民造成财富外流的说法，涂先生并不认同“事业都还在国内，能带走多少财富？”
某中介公司的卢先生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如同农民工南下打工一样。它短期内确实会造成一部分闲钱被拿到国外，但只要这些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在中国，根在中国，大规模财富外流的可能性就不大。”
为子女移民，替未来下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实不论是“中产精英”还是富贵人家，说到移民，都喜欢拿“教育”说事，把“子女教育”归结为移民的重要理由。照此推断，目前的教育体制扮演了移民潮的推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移民中，很多人收获的只是悲剧结局当人们拖儿带女到达目的地国，多年后或许会发现，虽然帮助孩子逃脱了应试教育的命运，但在东西文化的交锋中，他们并不成功，甚至很可能“丢掉”了自己心目中的孩子。
李先生旅居加拿大多年。对于时下的教育移民热潮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养育子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加拿大，孩子16岁以后就必须独立，自己挣学费，父母的钱宁愿拿去旅游，也不会为子女付学费。因此，父母年老后，子女也不认为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国家应当负责老人的赡养”。李先生说，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很多老人最后在养老院度过余生；也正因为如此，老外往往习惯提早规划养老金，因为他们明白，养老只能靠自己。“这些观念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完全冲突。”李先生说，不少第一代移民在子女教育上会感到“不平衡”。他们普遍对子女全心付出，但环境使孩子的思想已经完全西化，缺乏对父母的责任和关爱。“华人在子女教育上做不到像老外一样‘无情’，因此也就没法儿接受孩子对待父母的‘无情’。很多年后，孩子可能创造性思维更强，但思想上和父母距离很远，甚至会感觉‘丢’了自己的孩子。”
不仅如此，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艰难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子女成长的巨石。李先生说，以技术移民为例，约九成新移民短期内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移民夫妇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种父母的“亚健康”生活状态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枚定时炸弹。李先生的一位朋友，移民前曾是广东某高校的副教授。两夫妻为了孩子能够顺利移民，到加拿大下飞机后第二天，副教授就通过中介找到一份劳力工，从此一干五六年。数年后，副教授追悔莫及，深感这样的抉择对孩子来说未必是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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