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经学

  魏晋经学有什么特点?小编为大家提供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经学,一起来看看吧!希望大家多多学习文化历史知识,有备无患!

  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陶俑西晋时期,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史学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哲学

  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佚。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冢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起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公务员公共基础文化历史知识:西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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