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研究艺术和人文学科一直是民主抱负的核心信条，因此，假如说学术界在这些领域的资金不足会让民主陷入危机，也并不奇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Sarah Churchwell 对于这点的看法吧，出国留学网为大家整理。
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五年前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我们应该停止从拥有人文学位的牛津剑桥自大狂中挑选领导人。”鉴于卡明斯是拥有人文学位的牛津剑桥自大狂，他的这番言论带有一定程度的放肆。既然卡明斯现在是首相的特别顾问，人们读他的（大量的）著作时就会有一定的注意力。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卡明斯敦促对政治感兴趣的学生“学习数学或物理”，因为政治学位鼓励人们“充满自信和虚张声势地传播坏主意”。
考虑到到底是谁满怀信心、虚张声势地散布坏主意，再想到又有一个人凭借一个人文学科学位来治理国家，告诉其他人不要去读人文学科学位，你除了会感到厌倦之外，很难有别的感觉。首相似乎对他的工作相当自豪。
与此同时，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三年寻求削减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所有资金。这些资助机构支持研究、档案保存、数字人文学科，以及小型历史学会、博物馆和文化组织，以保护和培育5000年以来丰富的人文学科研究遗产。
到目前为止，国会阻止了这项提案，这与特朗普政府对研究和保护的总体态度是一致的。任何惊讶地发现特朗普政府不重视知识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除了自身的财富和权力之外，他的政府似乎对保护其他资源不感兴趣，但人文学科是唯一一个不断面临全面淘汰呼声的研究机构。特朗普政府认为没有人文研究世界会更好，而人文研究表明没有特朗普政府世界会更好。
不幸的是，广泛流传的人文学科只适合业余爱好者的观点继续占据着我们的社会。这种想法总是让我觉得好笑，不过有点悲哀，因为“dilettante”这个词来自意大利语“喜悦”，原意是指那些因为能带来喜悦而从事艺术或文学的人。从那时起，它被用来形容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业余爱好者，最终成为一个对琐碎事物有涉猎的人。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世界会把快乐看作是微不足道的，是我们在这个严峻的时代买不起的奢侈品。
1780年，美国政治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写信给他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谈到他不情愿参加革命的决定：“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有自由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们应该学习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史、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以便让他们的孩子有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和瓷器的权利。一个可以致力于研究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世界是亚当斯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一个革命的权利，一个民主的抱负。
250年后的1931年，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遗憾的是，他与约翰没有关系）写了一本名为《美国史诗》的畅销书，书中他普及了“美国梦”一词。对亚当斯来说，美国梦“不是有汽车或能或获得高工资这样的梦想，而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里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们天生能力，和被别人认可，无论出生的偶然的情况下或位置”。对亚当斯来说，美国梦恰恰不是物质主义；和“dilettante”一样，是另一个含义完全颠倒的词。
结束时，他的书中，亚当斯提出“一个完美的…美国梦”的具体的例子：国会图书馆的公共阅览室，“座位上坐满了沉默的读者，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有行政人员也有工人，有将军也有士兵，有著名的学者也有小学生，他们都在自己的图书馆里读书，那是他们自己的民主制度提供的。”。
民主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自决和权力，这就是美国梦。如今，谁会把公共图书馆作为这一理念的完美象征呢？但启蒙运动中自由民主概念的核心是教育的民主化：为全体公民提供知识，这导致了公共图书馆的建立，百科全书的编写，国家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普及教育的规定，高等教育的开放，最终甚至是像维基百科这样的项目出现。
经常有人问我，作为“公众理解人文学科主席”，人文学科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人文学科是对人类世界的研究，就像科学是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一样。这就意味着两者的重叠、相交、相辅相成。如果我们不需要对人类世界进行研究，那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更好地理解当代的辩论，或保护社区遗产，或保护脆弱的文化，或理解信仰是如何运作的，或思考身份认同，或质疑道德规范。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发起第五届年度“人类生存节”，这是英国的国家人文节，将于11月底在全国各地举行。我们2019年的主题是“发现和秘密”，我们邀请了来自贝尔法斯特、邓迪、斯旺西、肯特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文学者，为公众举办免费活动，将他们的发现和发现的秘密与他们所在社区的利益联系起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这些活动，他们对人类世界充满了好奇。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我在研究这个国家的过去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一位名叫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的美国记者。1939年，她被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仅次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如今，她被不公正地遗忘了，但她成为了“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美国优先”是一个旨在让美国远离二战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给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最喜欢的口号之一）。查尔斯·林德伯格成了“美国优先”的发言人，而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汤普森亲眼目睹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它的理解中。1939年9月，她在回应林德伯格第一次敦促美国不要参战的广播讲话时写道，“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怜悯、感伤和个人同情’在他的生活中只占一小部分。另一方面，他对机械有一种热情，并倾向于纯粹从技术和机械的角度来判断世界和社会。人文学科是民主思想的核心，他对人文学科不感兴趣，他对政治哲学完全漠不关心。”
言下之意很明显：林德伯格注定会与一段时间以来被称为“纳粹机器”的东西产生共鸣
“民主思想的精髓，”汤普森宣称，“不是机械的，而是精神的。”它不能被诸如‘多数决定原则’、‘代议制政府’甚至‘经济平等’这样的短语所理解。”当时的多数派统治支持法西斯国家“最明目张胆的专制主义”，而“人们实际上被大众公投愚弄了，在这种公投下，民众被哄骗、收买、宣传或恐吓，从而在某些选票上投了‘yes’票”。
我们继续追求机器机械，仿佛技术的普遍应用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在机器时代，维护人类尊严的需要并没有改变。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充斥着假肢和越来越智能机器的世界，让有关人类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人文教育是我们如何分享人类的集体意识，了解我们在变化的世界中的位置，并赋予我们公民的权利。
汤普森说得对，人文学科“是民主理念的核心和核心”。在我看来，如今身处危机的民主社会也不断告诉自己人文学科并不重要，这并非巧合。
注：Sarah churchill well是伦敦大学高级研究学院人文学科公共理解主席和美国文学教授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