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说：大学必须藉研究巩固其全球化地位。
本(2011)年3月14日，南韩基金会（Korea Foundation）以「哈佛大学看高等教育全球化（Global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Eyes of Harvard University）」为题，在首尔举行论坛，请到哈佛大学主管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同时也是该校墨西哥研究安东尼奥‧马德罗讲座教授（Antonio Madero Professor for the Study of Mexico）的岳格‧艾‧道明谷耶?（Jorge I. Dominguez）担任主题演讲人。
道明谷耶兹说，研究型大学应将它的使命定位为知识的生产者、应用者、与传播者。研究型大学为达成这项使命，或为恪尽它的存在价值，必须拥有六大自由，若从反面解释，也可以说务必戒绝六大干预：（1）避免教会（宗教）干预；（2）避免国家（政府）干预；（3）避免捐助者干预；（4）避免本校自身的傲慢；（5）避免本校行政管理阶层的干预；（6）避免受限於本校过往的是与非。
大学的主管机关与经营者，不论是教会（如某宗教团体）或政府，都不可对大学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研究的应用订定任何目标或规范。任何教条、政纲、意识形态，均不可凌驾於大学的研究之上、不可介入大学研究工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前苏联史达林时代严禁大学从事基因遗传研究，就是这个缘故，导致前苏联物理科学成就非凡，生命科学乏善可陈。
又如二十世纪1950年代，哈佛大学对主张共产主义人士的长期迫害，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实例。因此，所谓避免政府的干预分两种，一是政治教条的干预，一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保护主义；後者特指大学招聘教师、研究人员、及选取学生时，不能限制须持某国国籍，而应以是否具有最佳能力为选才基准。
大学需要捐助者的经费支持，但大学招收什麽学生入学、大学对所获经费如何分配使用，均不受捐助者左右。大学应该主动为研究募款、寻找经费来源，但所从事的研究项目，绝不限於有经费才研究，没经费就不研究，也不应只从事捐助者所支持的研究项目。大学应自由研究、自由出版、自由讨论分析，不受捐助者的干预。
大学应戒绝自大，不可傲慢到以为只有本校的教职员是最优异的；大学遴聘新教职员或办理教职员升迁，固然可从校内物色、提升，但也应从世界各地徵选最适才适所的人。再者，教职员间的相互探讨、评比也是同等重要，特别是论文发表前或专着出版前，都必须先通过同侪间的充分批判与修正机制。大学里的任何研究计画，都应经历教职员间的共同研讨、彼此审查，而这正是大学之所以能持续存在与卓越成长的核心。
学术自由必须以教授为中心。换言之，唯有教授本人可以决定自己要从事什麽研究、规划如何作研究、决定研究的理论依据为何，绝不受所任职大学行政管理当局任何部门、任何职位人士的干涉，没有人可以命令或强迫教授去从事他所不想或不乐意作的研究。
大学还必须不受制於它的过去，也就是不陷溺在它自身所发生过的或好或坏行为里，应能找出以往作过的错事，承认它，并痛下决心把它改正过来。历史上，哈佛大学也曾犯过可耻的错误，如恶意歧视非洲裔美国人、犹太人、女性；但今日，哈佛人会很骄傲地说，已痛改前非，不再重蹈覆辙；更重要的是，哈佛大学行政人员必须向社会大众公开承认犯过这些错误。
道明谷耶兹教授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特别指出，上述六大自由或六大必须戒绝的干预，不是研究型大学达到全球化的唯一途径，尚须配合其他许多条件，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的遴选，不论是聘请教职员或核发学生入学许可，都必须依据他们的能力，择优汰劣，最忌讳盲目地以国籍为遴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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