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世纪，巴黎并不是欧洲的“一线城市”，它远没有威尼斯或者佛罗伦萨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但是，巴黎人“牛”惯了，他们既不愿意跟着老掉牙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当跟班儿，更不齿于同土里土气的“外省人”平起平坐。在“老巴黎”看来，全世界都得恭恭敬敬地跑到塞纳河边三拜九叩。恶心欧洲人还不算，他们攀比的目光又投到了大西洋对岸，法国人昂着脖子叫板：“一个巴黎的文化遗产，抵得上整个美洲。”口气可真大！遗憾的是，并非每件事儿巴黎都能“俊鸟登高枝”。1615年（另一说是1645年），威尼斯的首家咖啡馆开张营业，然而，这个新鲜玩意儿跋涉到巴黎街头，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了。（下图：咖啡，曾慰藉了整座欧洲。）
巴黎文化的腰杆很粗，成堆的诗人、画家和音乐家为这座城市站脚助威。中国谚语说：“大花轿子人抬人”，巴黎以及在巴黎混过饭吃的艺术家们彼此吹嘘，互相借势。年头儿多了，“名望磁场”就能轻而易举地塑造一系列“喘气的神话”。海明威就是其中一个，他几乎是跪在巴黎跟前写那本《流动的盛宴》，他说：“如果你有幸在青年时代到过巴黎，那么，不管你以后再到哪里，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显然，这是他往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毕竟曾在巴黎混过，那是他从新大陆转移到“旧大陆”事业发迹的风水宝地。他“在得道”之后，那些吃海明威的评论家们说，这为美国作家的作品里流淌着浓郁的咖啡气息。看来，海明威是摽上巴黎了。
巴黎人也真够“势利眼”的，紧打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主意——名人嘛，而且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文化名人，当然要雁过拔毛了。位于蒙巴斯大街171号的“丁香园咖啡馆”迫不及待地把海明威当年坐过的一个靠窗的位子单独划出来，惟恐客人看不到，还专门制了一面铜牌钉在椅背上，牌上赫然写道：“海明威之位”，那种派头儿很有几分“姜太公在此”的霸道。这块借来的牌位还蛮灵验，喜欢海明威的人——尤其是“美国同胞”，大队成排，他们乐于爽快地掏腰包和名人结一段“隔世缘”。上世纪20年代，海明威闷坐在那儿构思他的《太阳照样升起》，后人则大摇大摆地坐到同一个位子上，叫一杯“天价咖啡”，傻呵呵地品尝着甘当“冤大头”的滋味。
每年深秋，当北京城外红叶满枝的时候，同纬度的巴黎也黄透了满街梧桐。“山山黄叶飞”的节气很令人感伤，但咖啡馆里的法国人却顾不得梧桐苦雨，他们仍然端着热咖啡，对巴黎往事津津乐道。也难怪，塞纳河沿岸不但煮出了巴黎满城的馨香，还为现代文明养育了三名拎着咖啡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是：海明威、加缪和萨特。（下图：著名画家梵·高笔下，巴黎夜晚的“露天咖啡馆”。）
1957年，加缪的《鼠疫》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首先想到的是“有福同享”，于是，专门在左岸的“圆顶咖啡馆”大宴宾朋，隆重祝贺。1964年，萨特也交了这个好运，他就没有加缪那么脸皮厚，非但不出席颁奖典礼，还不愿意花钱请客，老头子若无其事地坐进花神咖啡馆，“吧嗒吧嗒”地抽他的马格里特烟斗。尽管他在世的时候满脸秋霜，进了棺材就身不由己了。精明的老板们当然不肯放过拿死人做广告的便宜事儿，圣日尔曼大街172号的花神咖啡馆不惜把萨特美丽的情妇西蒙·波伏娃一块儿拉来陪绑，店面迎门的招牌用法文标注着：“萨特—波伏娃之地”。桌上的菜单清也一色印刷着萨特的语录：“自由之路，经由花神。”怎么样？连咖啡馆里的小小菜单都是大有来头的，外地人来朝圣，不大大地破费一把，行吗！（下图：巴黎左岸，著名的“花神咖啡馆”。）
老天爷可真是偏心眼儿，巴黎的咖啡馆里驻着成批成批的文化巨匠，这些艺术天才像赶集上庙一样，从各个国家跑来为巴黎捧场。说不定，尘土飞扬、马蹄声脆的马车上，搭载的就是卢梭或者毕加索；或许，左岸小巷模糊的灯影里，拄着手杖款款而来的就是巴尔扎克或者詹姆斯·乔伊斯……俄罗斯的夏加尔也在巴黎混过些时候，他曾夸张地惊呼：“艺术的太阳，只照耀巴黎的天空。”当然，这也是在美化他自己——就像海明威那样，以自己是半个巴黎人而洋洋得意。
巴黎的水太深了，一家不起眼咖啡馆就可能坐满互不相识的大人物。“普各伯咖啡馆”称得上是巴黎圈子里的老大哥了，它开张的时候，路易十六还没有倒台。一天，有位小个子军官喝完咖啡，发觉兜儿里没带钱，便满脸堆笑跟老板商量，能否把自己的帽子押下抵账。后来才知道，这个当帽子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下图：巴黎也有“星巴克”咖啡连锁店。）
闻香下马，知音叩门。咖啡，招来了欧洲文明史上形形色色的头面人物，它不偏袒贵族，也不冷落穷人。尽管巴黎并不在乎多一个张三，还是少一个李四，但是它一定不肯放弃吹牛的习性，毕竟塞纳河在巴黎拐弯儿的地方沉积下来的东西太丰厚了，当地人的确吹得起。再想，也够讨厌的，咖啡馆里的大人物绝大多数不是“巴黎土著”，就连巴尔扎克这样的文化巨匠也是招人瞧不起的“外省人”——外省，在巴黎的词典里等于“土老帽儿”，因为欺生，巴尔扎克到死也没有能敲开法兰西学院的大门。借来的风光，又不是你们自家的，何必那么气儿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