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读的是教育硕士。2004年时，移民政策有个小变化：技术移民申请者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学习，而不是之前的“一年”规定。当时一大批读一年半的硕士同学纷纷改选其他课程。而在教育界，拿到教师资格证书是申请学校工作的敲门砖，而只有读“postgraduatediploma”(研究生文凭)的同学才能申请教师资格。而且只有拿到教师资格才能获得移民60分的加分——这个问题也是我在读了半年书后才意识到的，追悔莫及。改课程已经不可能，我唯有硬着头皮继续念下去。更要命的是，我非常固执地认为，没有硕士论文的硕士学位一定没有含金量，于是毅然决然地开题写论文。

　　必须说的是，写3万字的英文论文是一个惨不忍睹的过程。我的开题报告被系主任批得狗血淋头。我至今记得导师给我看系主任回复她邮件的一句话：“atthisstage,herproposalisverypoorandhasnochancetogetmyapproval.”(在现阶段，她的开题报告很糟糕，并且没有可能获得我的通过。)那是怎样暗不见天日的一天，这个打击还没有结束我的痛苦，一向亲切的女导师在苦笑了几分钟后，跟我说，“Kiki，我不能再带你了，将你转给了另外一个老师。”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样走出墨大，怎样游荡在墨尔本街头的。

　　等我醒悟过来后，我又在酒店房间里工作了——我当时的兼职。这些精致高雅的房间，给当时走投无路的我一个寂静但空虚的精神避难所。宾馆的陈设与环境使我想起我在上海那精致的房间，酒店里名流富豪的出入，也让我重拾一些生活的信心与勇气。我脑子里回荡的是母亲告诫我的一句话：混不下去就买张单程票回国，家里永远有你吃饭睡觉的地方!当时的我在酒店房间里边哭，边奋力擦卫生间地板。空荡荡的屋子里满是我受伤后无助的悲恸。

　　之后，我除了宾馆工，周末教书以外，辞去了其他的打工，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图书馆，发疯一样地找资料，画图表。当时需要采访许多语文教育界的名流，我曾经非常冒失地晚上9点后给别人打电话，得到当然是一口回绝。还有，当数据分析出现问题时，我整日在墨大1888楼里一个黑暗的角落撕纸条，我把所有挫折后的颓唐与愤怒都发泄在宾馆的房间里，然后擦干眼泪走出房间，继续微笑。

　　到了第二年，我还在纠结我的论文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我发现，墨大教育系有个非常冷门的专业，但是有一些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几乎与diploma(文凭课程)的科目重叠设置，还包括实习。我当时就站在部门前台，交选课表，在那一瞬间，我仿佛抓住一些什么，立刻把递出的选课表收了回来，刷刷改了课程，并申请了我第二个硕士学位。我下意识地觉得这个决定是我今后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果然，我去移民机构咨询，一个移民代理在分析了所有科目内容后发现完全符合教师移民所需60分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即使我不读diploma，我还是能顺利取得教师资格并移民成功。

　　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从此摆脱当时盛传的“硕士无用论”的阴影。写论文的进度也似乎顺风顺水起来，最后居然以跌破前后两个导师以及系主任眼镜的分数通过。2005年底，我同时取得了两个硕士学位——论文审批需要三个月，等到结果时，我另一个缩短到半年的硕士课程也完成了。

　　回顾两年的学习生活，我没有优异的分数能傲视群雄，但是我却是当时墨尔本大学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同时取得两个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我没有选择移民课程，但是我却在选课时出尽百宝地容纳了一些可以确保我拿到永久居留证的科目;我没有写出足以在权威学刊中发表的论文，但是我却利用写毕业论文的机会，接触到当时在语言教育界的权威，日后才发现这是笔宝贵的财富;我没有教育文凭，但是我却争取到在墨尔本顶尖中学里实习的机会，这个经历直接影响我日后的工作方向。

　　我的总结是：目标是学习的动力。我想省钱，所以我没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一年研究生文凭课程和一年半的硕士课程，而且不能当掉一门课。我想拿一个含金量高的硕士学位，所以中文系出身的我选择挑战3万字英文论文，写得再痛苦也咬牙撑下来。我想移民，拿当地教育资格证书，我就拼命找符合要求的课程。

　　我想，做到“山穷水复”，自然能迎接“柳暗花明”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