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11.6%。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速度快，受现行人口政策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时间，而我国只用27年就将完成。二是“未富先老”矛盾突出，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现有经济和社会保障水平不足以应对来势凶猛的老龄化问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同时，我国养老服务极为薄弱，家庭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相关社会问题凸现。
建议：
(一)完善社保制度，建立共享型的养老保障体制。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5%。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而97%的农村人口仍未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社会供养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养老需要。建立起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机制，不仅可以解决养老问题，而且将有效刺激消费，减少经济下行对社会的震荡。养老保障体制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扩大其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具体地说，一要解决“农转非”及失地农民的养老与医疗保险问题，建立覆盖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二要提高农村“低保”标准与五保供养水平;三要提高企业退休人员老年生活保障水平，包括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及生活补贴水平;四要解决因各种原因无法正常享受养老金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历史遗留人员问题。
(二)发展老龄产业，鼓励多方参与养老保障服务。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养老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多种途径。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在当前，这是应对经济困难、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之一。服务业是现代社会就业增长的主渠道，发展养老产业特别是养老服务业需要大量简单劳动力，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选择。长远看，逐步实现养老保障社会化，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具体而言，一要清除阻碍非公有资本参与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体制性障碍，制定和完善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培育老年产品市场;二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参与养老事业。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发展快速，它们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管理方式和全新的理念，为养老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选择方案;三要合理分配稀缺性养老资源，为社会、企业与市场的养老服务提供有效监管与服务。
(三)倡导居家养老，发展全方位养老模式。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化是解决老龄化国家养老问题的必由之路。我国养老社会化起步较晚，基础设施不足，传统养老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当前应在积极宣传、大力倡导养老社会化的同时，集中发展居家养老模式。居家养老除接受家庭照顾外，主要依托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网络和义工自愿养老服务，兼具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优点，是当前最为可行的选择。
(四)适时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
老龄化无疑将减缓经济增长速度，20年后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将出现根本性转变，人力资源市场将需要老年劳动者参与。因此，尽早研究、制定方案、稳妥实施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是当前应未雨绸缪的重大政策课题。应在未来择取适当时机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延长退休年龄。起步阶段实施选择性的灵活退休政策，根据自愿适当延迟退休，而后以月为单位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应注意避免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或不分产业结构和劳动强度，一刀切式地延长。
延伸阅读：公务员级别的功能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级别，影响公务员工资的作用不大，级别的激励功能较弱，公务员感觉不到级别的激励功能。而根据本条规定，公务员级别与公务员的职务一起构成了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目前我国实行的公务员待遇体制，比较强调职务。按照现在的体制，工资、住房、医疗、交通等福利待遇都与职务高低挂钩，但从职务升迁上讲，每个单位的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都是有限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更少，而这就使得许多人都去跑官、要官、买官，不利于干部队伍建设。在实行职务晋升制度的同时，根据工龄、业绩等因素，确定公务员的级别晋升制度，并与工资、福利等待遇挂钩，就可以充分照顾到大多数公务员的利益，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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