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北京工作的韦睿很想念家乡常州的小笼包：“一下班我就饿了。可开车从城西到城东，路过无数饭馆，愣是没找到一家想吃的。还是家乡的小笼包好啊！”
从户籍上讲，韦睿6年前就是北京人了。他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按计划，他还要在北京结婚、生子，至少生活到退休。“可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韦睿说，“大城市没有归属感，我迟早要回家乡的。”
家庭与亲情割裂
“父母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
“虽然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0多年，也早就有北京市户口，但一直没有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在北京工作的任冬说，“我认为，父母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现在跟父母长期不住在一起，让我很不安心。”
但是，把生活在辽宁老家的父母接到北京同住并不容易，最大的障碍就是住房。任冬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是典型的“421”家庭。小两口一年20多万元的收入，在北京可算中上水平。这些年，他们买了一套两居室，还有20年贷款要还。如果把双方父母都接来北京，还要再买两套一居室，少说也得两三百万元。即便省吃俭用，至少要攒二三十年，这让他们压力很大，感觉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据记者观察，城市房价这么高，很多人连自己的住房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接父母到身边照顾？
除了住房，医疗和养老也成问题。“父母年纪大了，难免生个病。北京医疗条件虽然好，但就医成本太高。城市太大，交通又堵，去趟医院要花好长时间。到了医院，挂号、取药排队时间更长，老人自己去肯定不行，可我们都要工作，哪能总请假？不仅如此，按现在的医保水平，万一得个大病，经济上也负担不起。”任冬说，“城市里，养老院又少又贵，请保姆又不放心，养老很麻烦。”
和任冬一样，在上海工作的严颜也对所在的城市没有归属感，感到城市缺乏亲情。今年春节，新婚的严颜把在四川老家的父母和公婆都接到上海，一家人过了个团圆年，吃得好，玩得也尽兴，可大家仍觉得少了点什么。
“视频给姥姥拜年，看见舅舅姨姨说说笑笑，外甥外甥女追跑打闹，那才是过年呀！不像我们在上海，连个串门的地方都没有，冷冷清清。”严颜说。
随着人口流动性加强，“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儿女要想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又有诸多难处。专家建议，政府应该为老人投奔子女提供更多保障和便利，尤其要把大城市的房价降下来，把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提上去。这不仅可以增强居民的归属感，更可以缓解社会的养老压力。
社交中温情太少
邻里关系冷淡，客居他乡的感觉就挥之不去
工作太繁忙，社会交往少有温情，是在大城市的外地人缺乏归属感的另一重要原因。
虽然韦睿在南京只生活了4年，但和已经住了6年的北京相比，南京更让韦睿有归属感：“在南京住的时间短，享受生活的时光却很多。我经常和同学一起旅游，尝试各种新事物。在北京，我从早到晚想的都是工作，生存压力太大，没时间、没精力、没钱享受生活，对这个城市怎么会有感情呢？”
韦睿的这种感受，恐怕很多人都会有。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忙，业余时间越来越少，人际交往越来越淡，休闲娱乐越来越单调。
“我在北京12年了，能算得上朋友的除了同学就是同事。社会交往全靠互联网，和相距两站公交的好友约了半年，也没吃成一顿饭，不是她出差，就是我加班。”姚芳在北京市一家公关公司上班，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是常有的事。为了省钱，她住在昌平，每天挤地铁上下班，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工作一天下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常常是到家就睡，饭也没力气吃。”
由于工作太忙、疏于交往，邻里关系也变淡了。任冬对此颇有感触：“有一次家里的门锁坏了，我和妻子被锁在里面，都不知道能向谁求助。同学同事都住得太远，在北京又没亲戚，想来想去只能求邻居。可是平时和邻居见面也就点个头，连人家姓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道电话号码。我只好拼命敲连通两家的管道。敲了10多分钟，隔壁大爷终于过来敲门了。我们赶紧从窗户把钥匙递出去，才把门打开。”
“邻里关系冷淡，客居他乡的感觉就挥之不去。”任冬说，他特别怀念小时候，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很熟络。“每次因调皮挨打，对门爷爷一准儿过来哄我。有什么事招呼一声，整个楼的人都来帮忙。这才有家的感觉。”任冬说。
从西安到广州工作的彭拓因为不会说广东话，邻居聊天他也听不懂，更插不上嘴。对像他这样的租客，大家又会多一份不信任。所以虽然身在广州，彭拓平时交往的还是以陕西人为主。“在广州，倒是把陕西话给说得更溜了。”彭拓调侃自己。
其实，为了使邻里关系更亲近，社会各界都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北京市很多小区都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有的小区还建了网络论坛，邻里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专家建议，增进邻里关系，需要社区多努力，也需要个人多用心，即便生活压力大，也要多参加社区的活动。不要等到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后悔为啥不早跟大家处好关系。
生活缺乏安全感
不知道哪天就失业，受了气也不敢吱声
相比城市白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的归属感就更差了。“不知道哪天就会失业，受了气也不敢吱声，生活这么没保障，怎么会有归属感？”从河南来北京打工的小王说。
小王的第一份工作只干了5个月。他刚到北京那会儿，正是空调销售旺季，就去做了安装工。到冬天买空调的少了，小王就被炒了。“我既没文化又没技术，赶上快递招人，我就去了。做快递有集体宿舍住，挣得也多些，就是太累！特别是冬天，一下雪就经常摔跤。有时候快件有上百斤重，车倒了都扶不起来。也顾不上疼，就怕快件丢了坏了，咱赔不起啊。”小王说，活儿多的时候，从早上6点送到晚上10点也是有的。有时候客户嫌送得晚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我也不敢吱声，委屈只能往肚里咽，因为被投诉了公司要罚钱。
拿到工资，小王做的第一件事，是求老板不要给自己上三险一金。“总有一部分是要从我工资里扣的，实在心疼！”小王说，“我还年轻，生病能扛过去，而且这辈子也不可能在城里买得起房。钱还是拿在自己手里踏实，能多拿一点是一点。”
小林也是农民工，在北京工作8年了。“8年有什么用？社区发垃圾桶仍然没我的。没有户口就不算北京人，各种福利待遇都享受不到。”小林说，“孩子教育是最头疼的事儿。妻子在附近医院做护工，我俩平均半个月才能见上一面。女儿今年5岁了，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一块也不到一年。我媳妇逗她，说爸爸妈妈给你生个伴儿吧，你想要个弟弟还是妹妹啊？女儿说，我想要个妈妈。我媳妇当时就哭了。”小林说，他也不是不想接女儿过来，但没有户口，上幼儿园都成问题，借读费又特别贵，人家还不见得愿意收。
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小章说，生活有保障、有温情、有乐趣、有希望，人们才能有归属感。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要满足，适当的精神诉求也要满足。“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务工人员，更要从就业、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保障，让他们都有合理的收入，能吃得好饭、看得起病。同时要让他们在受委屈的时候，能有个说理的地方、有个倾诉的地方，这对增强他们的归属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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