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料
(1)中国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健康指标表现良好，平均期望寿命高而婴儿死亡率低。这的确让人骄傲，但是也隐含着严重的问题。中国最近的政府公告和政策演讲都集中于国家发展政策的重新定向，认为发展方向应是和谐社会，包括为穷人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等社会服务。这个消息很受欢迎，但是改善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降低准入门槛，还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需要一个全面的、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保障改革计划。
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前，城市和农村可以相对平等地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尽管过去的25年医疗服务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获取这些服务越来越取决于支付能力。绝大多数医疗服务和部分预防医疗服务都已经商业化。疾病和意外事故对贫穷的农村家庭和低收人又没有足够医疗保险的城市人口而言，必然伴随着贫困。由于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覆盖面不够广泛，中国大部分人口都暴露在严重的经济风险之下。只有富人、在正规部门登记的城镇工人、在拥有诊所和医院的大企业就业的职工，才拥有合理的医疗保障服务；这部分人只占全部中国人口的15％～20％。
(2)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部分城镇开始完善地方医疗保障体系，例如江苏镇江。1998年，国务院决定取消公务员健康保险制度(GIS)和劳保医疗制度(LIS)，代之以社区为单位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包括个人医疗储蓄账户(MSAS)和统筹基金两部分。这一举措改善了很多城市的医疗保障情况，但是这一制度的覆盖面仍有局限，流动人口和非正规部门职工完全被排除在外。另外，这一制度还存在不利的社会影响，因为取得医疗服务时的自付费用很高。这意味着这一制度让低收入者相对于高收入者而言负担更重。而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根本没有医疗保险。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医疗保险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中国的医疗服务从整体来看仍然不够公平。
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发布的世界卫生报告，在医疗保障资金的公平分配这一项目上将中国排在191个全部成员国中的第188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对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所作的独立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研究认为医疗保障服务的提供过于依赖市场力量，因此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而改革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医疗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保险。这一新体系必须兼顾社会公平和管理简易，并为全体中国人提供最好的、支付得起的高质量医疗服务。新体系还必须能够对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有效应，比如艾滋病和SARSo ’
(3)正如有学者指出， “看病贵”意味着医疗费用的增长超过了民众的收入增长；“看病难”意味着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存在问题。前者涉及财政拨款，后者涉及财政拨款的使用问题。究其原因，在医疗保障领域，由于政府的财政退出、民营商业性保险的缺位，政府投入不足与市场化不到位，导致医疗保障覆盖率降低。据统计，截至2003年，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合作医疗只覆盖了10％的城乡居民，而约有65％的城乡居民在寻求医疗服务时完全依赖自费；在医疗服务领域，虽名为“市场化”，实为政府主导下的商业化，政府主导下的公立医院仍占医疗服务供给的95％左右。
前一段医改扭曲的“市场化”，即权与钱的合法联手，政府投入以及监管约束的缺位和政府行政主导霸权的越位同时存在，既使公立医院的高额收费有了理由，也使医疗领域的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供给诱导需求”，从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同时也挤压了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医疗服务领域的“马太效应”，无法培育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
(4)医改的市场化和政府主导并不是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市场偏好”和“计划偏好”均不可取——政府主导的计划式医改不足取，制度错位的市场化医改不足取，放任自流的市场化医改也不足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有管理的市场化”，以满足医疗服务产品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双重个性。此次新医改要避免重走老路，需满足两大约束条件：一是政府仍应承担起社会保障责任；二是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为所有的医疗服务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现实的选择是在市场化的基本框架内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铲除政府职能的越位，比如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和规范财政投入流向，强制推进医疗保障制度的普遍覆盖面，规划和调配资源，建立初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降低民营医院的进入和退出门槛等。
(5)新华社27日受权发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意见》是对近年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的一次系统梳理，也意味着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理念上升到新的层次。其中，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意见》明确要求，高度重视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抓紧解决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问题，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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