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 特色机制力促大学科学创新能力
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对日本文化的“传统”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其中很多研究都反映了日本文化具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元素与保持自身文化内核的特质。以罗素的考察为例，他认为近现代日本文化是“东西方文化调和”后呈现的特殊状况，这种“调和性”充分体现了日本善于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来发展自身文化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反映到大学文化中，便可以用嫁接与自主加以形容。
互为促进的两大特点
文化嫁接是指日本大学善于把异质文化嫁接到自我文化，实现不同文化基因的有机融合。日本学术发展具有文化嫁接的传统，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嫁接过程。第一次是7世纪前后嫁接中国儒家文化，即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和“大化革新”;第二次是18、19世纪学习西方科技所形成的“兰学”与19世纪末明治维新前后主动嫁接欧洲文化;第三次是二战后，嫁接美国的现代文化。大学文化嫁接则主要始于东京大学的创建，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嫁接过程，即明治维新后嫁接欧洲大学文化和二战后嫁接美国大学文化。
文化嫁接的本质是对自我文化的反思和对外来文化的辨析，意味着放弃自身文化中一些不适合教育、科学发展的元素而吸收域外新的文化元素，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如东京大学建立之初就借鉴了欧洲大学的讲座制。日本大学的文化嫁接还表现为把优秀的异质文化主动嫁接到自我文化，融化为自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大学文化发展的超越。二战后新制大学教养改革是文化主动的典型。
文化自主则是指日本大学在文化嫁接的同时善于保存自我文化基因，恪守本土大学文化，通过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基因优化自我文化。其表现为坚信自身大学文化的合理元素，不随波逐流。如东京大学发展初期曾试图走纯粹理论的教育与科研道路，强烈反对设置工学部和农学部，但争论的结果是“学科设置应适应日本文化之要求，不能全盘照抄欧美大学”，所以工、农等应用学科最后在日本大学扎下了根。文化自主还表现为文化保存的痛苦选择。随着20世纪80年代少子化现象的出现，日本一流研究型大学留学生的比例增加，大学教授面临文化保守与保存的痛苦选择。
总体上来说，文化自主与文化嫁接表现为辩证的互为促进，成为日本大学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大学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根源。
大学文化逻辑的生成动力
在日本，文化嫁接的目的是嫁接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要素，形成文化竞争力和文化优势。日本属后发外生型国家，其大学制度改革与宪政制度改革一样，并没有形成彻底的终结性制度安排，带有“宪政性”的大学制度改革从明治维新以来并没有停止过。在没有终结性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大学文化终究是由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日本大学文化嫁接的特征就是由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状况决定的，学习和借鉴先发内生型国家的大学文化是日本大学的必然使命。
与此同时，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又决定了日本大学文化“自主”的基本取向。该特征首先包括“和”文化，表现为平等和互相谦让，表现在大学就是“团队文化”，这也是日本大学“僵化”的组织体制为何能长期坚守的文化缘由。其次是“危”文化，这是由日本四面环海的岛国特性所决定的，表现在大学就是“警醒文化”，如东京大学等提出了具有危机感的校训和相应的办学理念。第三是“武士道”文化，其核心是力争取胜的文化，表现在大学上就是“图强文化”。
承载大学文化的主体是大学教授。日本大学教授之所以能够从国家使命的高度形成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用兰德斯的话说就是“日本人的成功，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强烈的集体负责的精神……这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日本版本。在政府倡导现代化和民众集体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有了这样的职业道德，所以日本经济奇迹成为可能。”
在本质上，文化的自主与嫁接是一种文化抉择，没有相应的学术权力势必难以实现。日本大学系统总体上构建了“外部审议会制度+内部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的学术权力表达机制。审议会提出的咨询报告是日本每一次教育改革法律和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在外部审议会制度基础上大学内部建立的评议会制度和教授会制度实现了大学教授在文化上的参与和决策权力。
特色机制力促大学科学创新能力
大学在本质上是围绕“知识”运行的组织。因此，广义的大学科学创新能力是指知识的生产、传播以及应用能力，狭义的大学科学创新能力主要指向知识生产能力。大学科学创新能力的直接表征是大学的运行机制、制度设计以及大学文化等。日本国立大学系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改革与发展形成了高层次科学创新能力，并在大学内外部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动力系统。
事实上，无论欧美大学模式还是日本大学模式，并不存在着最优大学模式，创造适合自身的大学模式才符合本国大学文化。在嫁接与自主的大学文化发展逻辑指导下的日本大学超越了“依附式发展”路径，形成了“借鉴—超越式发展”路径，最终形成了“日本大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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