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科学素质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09月28日，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27%。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00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公民科学素质。

(2)“来科技馆主要就是陪孩子玩，我都这么老了，上这儿玩什么呢!”中国科技馆入口处，孙女士说。中秋节放假期间，她想让孩子从繁忙的作业中抽身出来放松一下，同时又可以增长见识，而去科技馆无疑是最佳选择。

孙女士的儿子小文是北京市精诚文化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小文第一次来科技馆，看到大量新奇的展品，又开心又好奇，不停地问孙女士。“狮子座流星雨是怎么回事儿?”“那个机器人是怎么才能跳舞的?”“这儿的高压放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孙女士尽量回答着小文的问题，但时常被儿子问得语塞，只得参考展品介绍或是求助科技馆的工作人员。

科技馆一游，增长知识的不只是小文，还有孙女士——“我儿子一进来就问这问那，其实我对这里面的东西也不太懂，来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挺懂科学的。”从科技馆出来，孙女士有些尴尬地说。

众所周知，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科学活动的基本条件。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即所谓的“四科两能力”。具体来说，科学素质包括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理解科学思想的深浅、运用科学方法的生熟、拥有科学精神的浓淡、解决科学问题能力的大小，综合表现为学习科学的欲望、尊重科学的态度、探索科学的行为和创新科学的成效。

科学素质调查是从美国开始的。1979年，当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的米勒教授开始尝试在美国国家公众科学素质的连续调查中建立对美国成年人(18~69岁)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我国从1992年开始，通过抽样问卷的方法，几乎每隔两年都要进行一次国民科学素质调查，到今年已经是第8次。国内的科学素质调查基本上沿用米勒教授建立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从科学素质调查的国际标准题库中选择试题，同时根据我国近20年的调查经验，增加了一些更适应中国本土情况的试题，可以相对客观地测量出我国成年人的科学素质状况。

您听说过“酸雨”、“DNA”、“纳米”和“通货膨胀”吗?如果您听说过这些名词，对它们有哪些了解?“地球的中心非常热”、“电子比原子小”、“光速比声速快”、“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婴儿的性别由父亲决定”……你能判断这些观点是对是错吗?记者拿到最近的科学素质调查问卷，发现在具体调查中，“科学”并不是供在神坛上，而是通过一道道生动的问题来体现。“这个调查看着挺有意思，并不是我之前想的那么枯燥”，孙女士看过这些题目后说。

(3)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的研究员张超坦然，判定一个人具不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是由调查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决定的：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调查是对这三方面取一个交集，每一部分都要答对到一定的比例。例如‘公民对科学的理解’部分有16道题，答对10道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三个方面都合格了，就可以说测试者具备了基本科学素质。”张超介绍说。

但是也有一些题目是有一票否决权的，比如在测试“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时，有一道题：“你是否根据生辰八字算过命以及您对算命的看法”，如果选择“曾经算过认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那么，即使他的其余问题全部答对，这个人仍旧不能算是具备公民基本科学素质。

(4)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科学素质纲要》的重点人群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4%，城镇劳动人口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0%，而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1.0%。

调查结果表明，公民科学素质城乡差别很大，城镇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6%，远远高于乡村居民的1.0%。而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9%，中部地区为1.8%，西部地区为1.3%。

张超向记者介绍说，从总体规律看，学历高的人一般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水平，但由于我国人群差异和地区差异比较大，也会出现学历高但科学素质较低的情况。“在我们的调查中，还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其科学素质还不如农民。从科学素质定义的角度上讲，这是‘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问题。国际科普理论学者也认为，掌握科学方法才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经进行了近20年。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中的数据，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达3.27%，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

2.25%，在2003年是1.98%。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早在1989年，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就为4%了。1991年，日本的比例为3%，1992年，欧共体的比例为5%。而美国在2000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已经高达17%。

与2001年欧盟15国、美国、日本进行比较时，在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瑞典排名第一，中国名列最后。在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上，中国也几乎排名最后。

(5)专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导致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目前，承担科普重任的主要是一些科技馆、博物馆，但在农村地区，往往缺乏这样的条件。而许多科学家不仅自己不积极做科普，对于科学传播的态度也不积极。

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团长钟琪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北京每年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退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从事科普工作。有很多人退休后，正是继续出科研成果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精力。而且，现在社会上有个认识上的误区，瞧不起科普，认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没出息”，搞不了科研的人才搞科普。

“实际上，这是关系我们民族未来的一件大事。搞科普很难出名，很难获利，但对社会的贡献却很大，没有人做科普启蒙教育，未来的科学家从哪儿来?”

尽管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国家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越来越重视。200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协关于在我国开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并委派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科技部、教育部等13个部门，共同推进这项超长期宏大计划的实施，力争到2049年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在我国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数量级的差别，科学素质到一定的阶段，也就稳定了，而我们正在处于上升期。调查的目的不是比较高低，更主要是把调查数字还原到其他国家当时的发展的背景下。譬如美国，在公民科学素质为3%时，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但具体怎么提高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还需要更多、更扎实、更长期的努力，需要政府各个部门来支持。”张超说。

【核心观点】

(1)与咱中国“翻跟头”式增长的GDP数字相比，公民科学素质的相关数据低得令人意外。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现象折射了时代通病，是被时代向前飞奔的脚步落下和遗忘的，更是人们基于现实的利益选择。 的戴斌老师认为，“科学素质不值钱”，是知识无用论烙在公民科学素质上的阴影。国人一直以来都存在“功利化心态”。认为不能“变现”、“赚钱”的东西都是“无用之物”。另外，近年来的“大学生就业难”，也加剧了“读书无用论”，试问如果连一个掏粪工岗位都会引来数百名大学毕业生竞聘，群众怎么相信“科学素质的重要性”?

(2)从另一个角度看，科学本身确实有盲区，即科学并不能“解释一切”，迷信因此有了生存空间，特别是官员们的迷信更具带动效应。如此看来，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低只是表象，在其背后可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并不简单。而要不断提升科学素质，避免迷信“张悟本”、“道士李一”等等荒唐闹剧再次上演，也绝非加大科普宣传力度那么简单。

(3)虽然，不少人认为造成“公民科学素质低下”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这才导致了“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但是，戴斌老师认为，这并不全面。公民是否具备基本科学素质虽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但并不一定就能划等号。就如同之前戴斌老师在前期的热点剖析中谈到的“李一事件”，很多高学历的人同样“相信李一的谎言”。而且，科学素质调查中，有些研究生学历的人，科学素质还不如农民。显然，科学素质不能与学历、职业简单挂钩。

(4)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低，某种程度上是应试教育的恶果。中小学生是科普教育的最佳对象。但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中小学教师把教学大纲奉为圣经，丝毫不敢越轨，哪里有空对学生进行科普教育。而背负着沉重学习压力的中小学生，每天的作业都做不完，当然也没时间看科普书籍或科普影视节目。等到了大学，虽然学习压力减轻了，却又面临找工作的烦恼，哪有心思去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因此， 戴老师认为，应该大力推行“素质教育”，让学生甩掉沉重的书包，也激发他们学习科学的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5)推进素质教育，应该在传统教育中加大科普宣传教育的比重，把科学素质测试列入升学和选拔人才的考核内容。一旦科学素质测试和中、高考及各种人事考试挂上钩，原本不受相关部门和社会重视的科普工作立刻会成为“香饽饽”，备受推崇不说，科研人员从事科普的积极性也会大为提高。当然，对各级政府和科协的科普工作“考核力度”也应相应加强，考核应更注重“实际科普效果”，而不是简单地记录所谓的“科普活动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