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种竞争，但结果很重要
——芬兰国家教科部国务秘书柯苏宁谈PISA
我祝贺上海取得PISA佳绩，并期待中国与芬兰之间可以持久地相互学习，进而把收益丰硕的合作加以深化。 塔佩欧·柯苏宁 2012年6月1日
PISA(出国留学网 m.liuxue86.com)作为三大国际基础教育大规模评估之一，以接近完成义务教育的15岁学生为考核对象，自2000年首次在全球实施以来，已经成为测试一个国家的学生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方式。提及PISA，无法回避曾经因为蝉联3届PISA冠军而倍受世界瞩目的芬兰。日前，芬兰国家教科部国务秘书塔佩欧·柯苏宁(出国留学网 m.liuxue86.com)因公务访华，本报对其展开独家专访。 ——编者
■俞可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芬兰的辉煌缘于教育公平
记者：国务秘书先生，您好!贵国是前三届PISA冠军，第四届虽被上海赶超，但仍是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王者。在2001年之前，说到芬兰，人们会联想到圣诞老人、桑拿和诺基亚，但之后，PISA便与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勾连。当初，国内国外如何看待这些辉煌的成就?
柯苏宁：谢谢您的提问。首先，国内国外，人们欣喜地看到芬兰能赢得如此荣誉，这涉及多方面因素。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芬兰所拥有的9年制综合教育，其已历时40余年，充分体现了教育公平性。然而，有关到底要不要实行这种模式的讨论持久不衰，因为芬兰的在校生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也存有差异。有观点认为，在这样的学校，学生获得的教育质量必然低下。但是，我们依然认为，这种接纳所有学生的教育决不可放弃。现实证明，我们的坚持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所获得的成就，尤其是PISA的荣誉，令人欣慰。
记者：贵国在PISA夺冠之后没有自满自大和固步自封，贵国具体实施了哪些举措?
柯苏宁：首先我要强调的是，PISA不是一种竞争，但结果很重要，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新知，从而更好地制定决策。其积极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对个人而言，PISA有助于知识增长以及人生规划;对国家而言，个体的成就推动国家福祉。此外，9年制综合教育当然也辐射到特殊儿童。这是芬兰道路，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同时，我们认为，应该给予影响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班级规模——也投入更多关注。我们力图在现有班级规模基础上继续推进小班化。今年，芬兰政府对此拨发额外款项，比往年都多，从而为学校能够顺利展开小班化教学提供充分的财政保障。在此，我要着重指出，上海在夺冠之后也并没流露出丝毫的骄傲和自满。
不为获取排名而参加PISA
记者：上海学子PISA夺冠，国外的反应是震惊并恐慌。就在第四届PISA结果正式公布一个月之后，2011年1月15日，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成功试飞。第二天，《纽约时报》便发表时评《中国学校赢得胜利?》，警世般地呐喊：“中国教育体系的崛起及其蕴含的学习热情”比隐形战机更具威胁力。几乎与此同时，1月11日，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自传《虎妈战歌》又掀起了轩然大波。请问，在贵国，对上海学子PISA夺冠的反应如何?
柯苏宁：PISA不是一种竞争而是对教育体系展开评估，通过比较而取长补短。之前，PISA仅限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如今能够把比较拓展到更多国家，则更具意义，因为这类国际比较对教育改革和创新引发诸多启示。我们认为，教育之间相互联系，不一定与政治有关，每个孩子都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而且，每个学生作为个体均须努力。如果你想迈向更高的阶梯，就一定要接受教育;如果你想要提升竞争力，还是得接受教育。总之，我们从来不是为获取排名而参加PISA，而是为了个体的发展。而且，我有必要重申，芬兰没有把上海夺冠视为一种威胁，相反，芬兰对上海赢得如此辉煌成就倍感欣喜。对于芬兰，上海不啻为一个可以共同分享经验并互相学习的极佳案例。同时，我为在文化上与欧洲差异巨大的亚洲国家获得这种殊荣而喜悦。针对PISA，我们可以举行很多研讨以获取某些富有价值的结论，比如我此番率团来沪参加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芬兰PISA研讨会”。
未来借PISA缩短学校差距
记者：PISA重在研究而非排名，作为国际大规模教育评估的PISA制造海量数据，那么，这些宝贵的数据如何得以再开发?
柯苏宁：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已经尝试着将数据与教育方方面面相结合。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正打算改变教育资源重新分配的原则。在芬兰，一些地方因为基础教育质量低下，学生毕业后可能面临失业问题，尤其是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制订一些新标准，以便改善今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这就是我们如何使用并重新开发这些数据的路径。
记者：PISA功勋卓著，然而，对PISA的批判此起彼伏。贵国的帕斯·萨赫伯格博士便是激烈的批判者之一，他认为，全球教育改革运动因PISA而陷入无所适从，比如学校教育会以PISA为导向而步入标准化之误区。这种担忧也存在于中国学界。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柯苏宁：我认为，没有必要把PISA当作衡量教育的标准或者测试的标准化程序，教育也没有必要按照PISA的一些评估标准去执行。芬兰的教育原则是，每所学校都应该是优质学校。PISA让我们发现学校之间的差距，并利用这些数据进一步缩短学校之间的差距。事实上，芬兰学校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小，但是我们力争让差距更小。
向上海学习生源的多样性
记者：贵国能从PISA中获得推进本国教育发展的动力，值得赞赏。通过与中国的比较，您认为，哪些结果对贵国教育改革有所启发?
柯苏宁：在上海，不同学生之间差异微小，这涉及一个均衡化问题。芬兰现状与上海虽不尽相同，但就某种程度上而言，与上海却有相似之处，因为芬兰移民众多，我们可以就生源的多样性向上海学习。本次“中国-芬兰PISA研讨会”上获悉，上海现在42%的优秀学生为非上海生源，那么，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上海生源与非上海生源之间的融合，上海在这方面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丰硕而且有益的经验。此外，上海学生学习热情高涨，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尽管这种学习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并非自发，而是来自于学校与家长的期望。与此相比，芬兰学生在校学时较少，这或许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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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公立学校制度的极大成功是近期美国教育改革谈论的话题之一。人们常常问及美国能从芬兰的成功中学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