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考历史备考：总理衙门(知识点大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中国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署或译署。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訢、 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经咸丰帝批准，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

　　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訢、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其旧址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49号，原为清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于设立的同年改建。总理衙门的东半部为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今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前身)，西半部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1901年清政府实施宪政改革，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这也是东堂子胡同南侧外交部街得名的原因。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举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无不归该衙门管辖，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1]

　　设立背景

　　[1]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继签订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他们为控制清政府，不愿意以“蛮夷”的身份同带有封建社会衙门习气的清政府的外交机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

　　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恭亲王 奕訢 大喜过望，在奏折中说：“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1861年1月，奕再上《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有效地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1861年1月20日得到咸丰帝批准。

　　机构编制

　　该衙门直属机构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另有司务厅、清档房、电报处等机构，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还管辖南、北洋通商大臣，选派出国公使等，也有自己的银库。具体主管事务如下：

　　主要直属机构

　　英国股主办与英国、奥地利两国交涉事务，兼办各口通商及各关税事务等事;法国股主办与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四国交涉事务，兼办管理保护教民及招用华工等事;俄国股主办与俄国、日本两国交涉事务，兼办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本衙门官员的考试任免、经费开支等事;美国股主办与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交涉事务，兼管海防设埔，保护华工等事;海防股主办南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 、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以及购置轮船、枪械、制造机器和置办电线、铁路、矿务等事。中日甲午战争后改名日本股。

　　司务厅主管收发文件、呈递折件等秘书性质的事务工作;清档房主管缮写文件及保管档案等工作;电报处主管翻译电报等工作。

　　主要下属机构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在业务上的关系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与总理衙门咨商，由总理衙门备顾问和代奏朝廷。

　　最初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直隶(约今河北)、山东、奉天三省对外通商、交涉事务，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驻天津。另外，道光二十四年(1844)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驻广州、上海，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驻上海，后移南京。

　　组织体制

　　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设总理大臣三员至十几员不等，由亲王一人总领，其余称大臣、大臣上行走、大臣学习上行走等;另设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若干人。

　　其中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首席大臣只两任，分别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任职28年)和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任职12年)，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爱新觉罗·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8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外交上的作用及没落

　　[1]它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的执行而非决策，决策的权力主要掌握于皇帝(实际上是慈禧太后)以及军机大臣决定，但因为早期负责的恭亲王和文祥都具影响力的军机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获通过。

　　在1860年代在恭亲王领导下，总理衙门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有较多的发挥，包括处理《北京条约》之后的善后事宜，1866年接见西方的斌桩、蒲安臣等使团，1868年的《天津条约》修约相关问题，以及海关事务的处理等。

　　但1870年代以后，恭亲王的权力因慈禧的排挤而下降，加上1870年开始，李鸿章就任北洋通商大臣，许多外交事务逐渐由北京的总理衙门转往天津，此后到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在外交事务上的作用就减少了，1884年恭亲王不再掌理总理衙门使其重要性更下降。1901年，在清末新政中，正式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洋务运动的推行

　　[1]除了外交事务之外，总理衙门也是早期自强运动中各种洋务事业在北京中央的领导者，一方面它可用于听取包括外国使臣以及负责海关的赫德等西方人士的建议，来推行和提倡相关事业，一方面负责的恭亲王本身亦为相关业务的领导，因此总理衙门也实际上推动包括新式教育、交通、工业、经济(尤其海关)、军事等现代化建设，因此也被当时称作“洋务内阁”。

　　但当时西方人常认为它守旧而不够进步，而保守派则批评它出卖中国利益。与外交事务同样，总理衙门在1870年代以后在北方洋务事业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其领导性地位渐由李鸿章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的地位所取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奕訢 (1833——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弟。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遵宣宗遗诏，封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被令署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防御，随后以亲王身份在军机大臣行走。 咸丰四年(1854年)，补镶红旗蒙古都统、宗人府右宗正、镶黄旗汉军都统、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咸丰五年(1855年)，母静黄贵妃死，因为母亲争皇后封号，招致咸丰不满，遂被罢免一切职务。咸丰七年(1857年),复授都统。咸丰九年(1859年)，授内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奉命以亲王身份留守北京，负责与英、法议和，并分别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同年十二月，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具体办理涉外事务，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机构 。并以亲王身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驾崩于热河，立遗诏让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八大臣，把亲王身份的奕欣排斥于政局之外。九月三十日，同两宫太后联合发动政变，即辛酉政变，逮捕了八大臣。随后，被封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同治四年(1865年)，因受慈禧太后猜忌，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旋复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被慈禧太后借口“委靡因循”，罢去一切职务，令居家养疾。开始了在家达十年之久的闲居生活。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訢病逝，时年67岁，懿旨赐谥“忠”。死后葬在今昌平崔村乡麻峪村翠华山下。王爵由其次子载滢之子溥伟承袭。其著作有《乐道堂文钞》、《乐道堂文钞·续钞》、《乐道堂诗抄》、《萃锦吟》等。[2]

　　文祥，姓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盛京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咸丰九年(1859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户部左侍郎。十一年(1861年)同奕欣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升为协办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力主推行洋务“新政”，成为清政府洋务派首领之一。卒谥文忠。[2]

　　桂芬(1818—1881) ，江苏吴县人，顺天宛平籍，字经笙又字小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与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等人同年同官。1863年以户部左侍郎署山西巡抚，任内严禁鸦片种植，1867年起一直担任军机大臣，1869年起兼总理衙门大臣，任内与李鸿章、马新贻、何璟、沈葆桢等同年相互援引，对各省洋务运动的开展影响极大，支持派遣了以郭嵩焘为代表中国首批驻外使节，是清末洋务运动中央领导人中的汉人代表。其人为官清廉，但因政见不同而与同样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的李鸿藻结党互攻，开启了清末严重的派系斗争。身后谥文定。[2]

　　宝鋆(1807—1891)，索绰络氏，字佩蘅，满洲镶白旗人。道光进士。咸丰时曾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时任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光绪时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靖。[2]

　　董恂(1810-1892)，初名醇，后避同治帝讳改询，字忱甫，号韫卿，江都县邵伯镇人。1840年(道光二十年)成进士后踏上仕宦之途，至1882年(光绪八年)正月，以76岁高龄退休罢职，先后历事道光、咸丰、同治、光绪4朝，历任户部主事、湖南储运道、直隶清河道、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兵、户两部侍郎、尚书。其中户部尚书任期最长，自同治八年六月至光绪八年正月，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曾充殿试读卷、会试正副主考官，以及文宗、穆宗二帝实录馆总裁，又曾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全权大臣，奉派与比利时、英国、俄国、美国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为维护国家利益，据理力争，不辱使命。1892年(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八日，董恂病故，光绪皇帝曾赐祭文，称其：“性行纯良，才能称职”。[2]

　　毛昶熙1817—1882)，清末河南参陟人，字旭初。道光进士。咸丰十年(1860)以左副都御史衔，在籍办团练围攻捻军。次年任内阁学士。同治元年(1862)随僧格林沁在鲁、豫、鄂、皖等地镇压捻军，授礼部侍郎。先后调吏部、户部，授左都御史。八年兼署工部尚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十一年改任吏部尚书。十三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光绪八年(1882)任兵部尚书。[2]

　　李善兰(1810～1882)清代 数学家。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自幼喜好数学，后以诸生应试杭州，得元代著名数学家李冶撰《测圆海镜》，据以钻研，造诣日深。道光间，曾向经学家陈奂问学，拟著《群经数学》未成，后陆续撰成《四元解》、《麟德术解》、《弧矢启秘》、《万圆阐幽》及《对数探源》等，声名大起。咸丰初，旅居上海，与英人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完成明末徐光启、利玛窦未竟之业。又与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合译《代微积拾级》、《重学》、《谈天》等多种西方数学及自然科学书籍。咸同之际,先后入江苏巡抚徐有壬、两江总督曾国藩幕，以精于数学，深得倚重。同治七年(1868)，经巡抚郭嵩焘举荐，入京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历授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等职，加官三品衔，迄于逝世。[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东城区东堂子胡同49号。保护理由为：

　　原为清大学士赛尚阿的宅第。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同治年间，在院内设“同文馆”，挑选八旗子弟学习外语，这是我国第一所外语学校，称东所。1875年，西院改建为出使各国大臣留住，也是各部院大臣接见各国大臣的地，称西所。[1]

　　历史地位

　　总理衙门首任事务大臣均为清朝贵族，且与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它一成立，就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1863年李泰国离任回国，由英人赫德继任达四十多年。这些都使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其设立是清政府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这里记录了19世纪末叶日薄西山的中央帝国与欧美各列强进行外交周旋的全部过程。特别是改名为外交部后，“班列六部之前”，其具体职责基本相同，但已经成为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

主要职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