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际合作关係的重责大任，繫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该校教职员委员会审核每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关係，这样的评核可能为期一年或更长。通常跨国合作并不会造成太多歧见，其中部份原因，可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多达40％是在外国出生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学理工的常是实行家，遇有挑战的问题，他们会去解决。
事实上，要实践麻省理工学院跨步国际策略最大的障碍是人力资源不足。一个只有1,000名教师的大学，只能在「边缘外」处理大型合作。在Skolkovo，MIT约有30人申请第一梯次补助金。在新加坡，随时都有10％到15％的麻省理工学院教职员从事教学、科研、课程设计。教师们说，他们被吸引到新加坡等地，是为了有机会作特定的区域研究，像是东南亚碳汇的研究。另外，就是在美国找不到固定的财务支持，例如，他们可在当地政府协助下，探索改造机场安全检测技术等。
麻省理工学院今日的成就，是许多人扮演螺丝钉、螺丝帽的角色，帮助合作伙伴，在不同的人力资源和知识产权领域内制定政策。他们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建议新的大学如何跟政府和产业界合作，还帮忙拟定课程和招生。当该校聘僱委员会没有现成的教师时，该校教师会面谈新人并指导他们。上述三个机构连同葡萄牙几所大学，都选派教师到麻省理工学院受训一学期或一年，发展研究的关係，并吸收其学术文化。后者可能是最困难的，毕竟，MIT就是MIT，複製一个MIT是很难成功的，就像人们总不停止地想要再造一个新硅谷。
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努力，其影响力还是有限制的。像是它在印度IIT坎普尔帮助创建大学，也留下顶尖的工程教育，以致于该校多达五分之四的电脑科学毕业生到美国留学。其中也有不少人返国，造成印度资讯技术革命，但是坎普尔对印度的经济影响有多少，目前还不清楚。也许有些人认为，这些机构可以提高全世界教育的素质，但是，有些政府领导人可能会想，这对我的祖国有何意义？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员说，他们试图以微妙的方式灌输MIT式的文化。例如Masdar科技大学校长Moavenzadeh说，行政人员会强调合同研究的重要性，鼓励创新和知识共享。在石油资源丰富的阿布达比，可以轻鬆地靠政府机构推行。而且，任命麻省理工学院教职员为每所大学的校长，也为新的机构开了先例，虽然，那不是原先的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麻省理工学院的领导者确认，他们不是创建相似机构，而是集合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已经回绝了无数到海外设分校的邀请。就像新加坡技术与设计大学的Magnanti教授说，好像是大哥教小弟打网球，渐渐变得势均力敌一般，也许年轻的小弟，还可以有一、二招新招术。该校不是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跟它有关。
麻省理工学院仍有其他的挑战，最近，该校放缓了大学部学生到海外合作的机会，例如前往Skolkovo。在新加坡也只增加了一个计划，阿布达比则一个都没有。如果麻省理工有意专注在合作交流，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研究和教育网络，就可能在世界重要的位置上缺席。麻省理工学院扮演着顾问和开发人员的角色，像是从Masdar科技大学获得了五年以上4千万美元。其海外伙伴提供额外的研究补助金，给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奖学金和在剑桥市增加新的联合设施。与外国政府的合作计划，是该校潜在的收入来源。当然，这也就是说，MIT在非洲、目前的南美和大部份亚洲地区，就不会有合作伙伴。它甚至拉回葡萄牙工作，因为欧洲的债务危机已动摇了该国。一些观察家认为，如果MIT要影响世界教育，通过远距教学，可能收效更大。因为它的「网路课程讲座」的观众，大约有60％来自海外。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在国际的努力，使邮递区号02139产生改变。最近，一群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新加坡的教职人员和研究生聚集在新加坡政府支付的新国际设计中心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议，以拉拢了地球两端的同事，使来自不同的部门和学科的麻省理工学院成员，能与合作对象会面和合作，这是很有价值的。国际合作可引入不同的观点，激发新的想法，有许多学科研究计划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新课程，都使得到国外的机会增加。当人认知自己是谁以后，创新和发展，就成为深刻的和亲密的事情。
注: 本文相关背景请阅教育部电子报536期「麻省理工学院的低调国际策略」
(译者:赵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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