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曲---庆历新政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还有厢军四五十万。北宋政府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思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军饷和官俸随之而都成为一项庞大的财政开支，单用于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在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支出总数达3390万两。当西夏犯边时，辽国又乘机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在原数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了三分之二。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如宝元二年(1038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5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读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开始了宦游生涯。他在当地方官时，很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上书言朝廷得失，民间利病，为宰相王曾所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景祐二年(1035年)权知开封府，当时舆论认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去权知开封府事。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并以文学知名的人士。余靖上疏为范仲淹申辩，尹洙则上疏表示以能同范仲淹朋党为幸，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誉范仲淹、余靖、欧创修和尹洙，讽刺不能为范仲淹申辩的谏官高若讷。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斗争却没有因此而停止，不断有人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欧阳修还作了著名的《朋党论》一文呈献给宋仁宗，分析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凡小人之朋得势，就会以朋党为名排斥君子之朋，国必乱亡，要求宋仁宗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之迹为鉴，“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些所谓“真朋”与“伪朋”的对立，实质是当时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臣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在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
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1、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2、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3、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4、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5、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6、“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范仲淹、富弼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的各项改革，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推行，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有的庸碌无能的官员确实被撤掉了，庆历三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廷议了几天，首先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坚决罢了那种不称职的官员的职事。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1038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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