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熲
高熲，字玄昭，又名敏。自称系渤海条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可能与北齐皇族同宗，乃汉化了的鲜卑族。父亲高宾，背叛北齐，投归北周，作了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的僚佐，被赐姓为独孤氏。高熲辅佐隋文帝杨坚取得 政权，统一华夏，是一位开国元勋。但炀帝杨广即位不久，就将他杀掉。
镇压尉迟迥的反叛
杨坚做了北周宰相，总揽朝政，权倾内外。有个叫元谐的人对他说：“你没有党羽，就象水中的一堵墙，太危险了。你要好好地干啊!”也许他已经知道杨坚是会这样做的，只不过为了表示忠心，特意加以提醒罢了。在杨坚所收罗的党羽中，高熲是一个重要的成员。杨坚与高熲早就相互熟悉，因为高熲是独孤信的家客，独孤信的女儿是杨坚的妻子。当然，杨坚之所以看重高熲，不仅仅是因为他与自己私人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看重了他的才华，他的胆识，看重了他不但能文，而且能武。
高熲从小聪明能干，十七岁开始做官，参与了平定北齐的战争，立过战功，受过爵赏。杨坚看重了他，派心腹人与他面谈，他欣然接受杨坚的招纳。他对杨坚说：“愿意听从你的指使，即便你的事业不能成功，我高熲全家被杀，也是心甘情愿。”于是杨坚让他在丞相府担任司录，官虽不大，却很被重用。高熲为什么要这样死心踏地地追随杨坚冒风险呢?史书没有明文记载。揆其形势，其原因不外两条：一是杨坚的地位虽然还不巩固，但已开始得势，成功的希望很大;二是高熲任职的北周，他并非宇文氏家族的嫡系，且既与北齐高氏皇族同宗，亦即为北周宇文氏之世仇。
杨坚为丞相，遭到了北周一部分统治者的激烈反对。首先举兵反叛的是尉迟迥，继之者还有司马消难、王谦等人，一时天下骚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尤其是尉迟迥的叛乱，影响特别大。当时有人评论其事说：“尉迟迥据有北齐的故地，乘杨坚刚刚执政之机，人心浮动，指挥军队，联合各方势力，占据了全国九州的三州，拥有全国人口的十分之六。”面对这种局势，怎么办呢?只能是武力镇压，仗打胜了，就可使政权获得巩固;仗打败了，就可能要垮台。杨坚派韦孝宽率军前往，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停顿下来，没有人敢冲向前去，原因是军心不稳，部将有异心。形势颇为紧急。只有派一名既忠心耿耿，又有魄力，能压得住阵脚的人去做监军，才有可能战胜敌人。杨坚首先挑选了崔仲方，崔仲方以父亲在敌方境内为理由，辞不就任。轮下来最适合的人选是郑译、刘访，他们都是拥载杨坚上台的中坚人物。但是他们由于个人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心怀不满。郑译想当大司马，结果当了相府长史;刘访想当小冢宰，结果当了相府司马，因而他们忿忿不平起来;他们还利用职权，大发横财，与富商大贾们打得火热，并且玩忽职守，消极殆工。杨坚要他们去作韦孝宽的监军，对他们说：“需要心腹之人去统率大军，你们二位，谁能去呢?”刘访说，他没有当过带兵的将领，不能去。郑译说，他有老母在堂，离不开。一个软钉子碰得杨坚闷闷不乐。就在这个时间的前后，前线统帅部副长官送来密报，说是“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宏度都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金，军中骚动，人心大变”。怎么办呢?有人主张另派三人去代替那怀有异心的三员大将。朝臣李德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这样做恐难收效，甚或会引起其他问题。他对杨坚说：“依我的看法，只派一个既是你的心腹，又明于事理，能够随机应变，且向来为诸将所信服的人，快速赶赴军中，观察形势，看看内情究竟如何。这样，即便有人图谋不轨，也不敢妄动。”一席话，点醒了杨坚，他说：“要不是你说，几乎要坏大事。”高熲见此情势，乃自告奋勇，甘负重任。杨坚欣然同意。高熲当即衔命出发，来不及回家，只派人去向他的母亲告别。
高熲到达军中，军心大振，形势迅速改观。原来韦孝宽的军队停顿在沁水(今沁河，在山西省东南部)的西边，向敌人坦露出一种胆怯、观望的架势。高熲到达后，为了改变形势，就造桥渡河。他估计到敌人会从上游以火烧桥，乃预先防备，使敌人的破坏未能得逞。大军既渡，他乃沿用古人破釜沉舟、背水列阵的故事，烧掉新造的桥，以示决一死战。随即深入敌境，与宇文忻、李询等人商量，设策以破敌军。尉迟迥据守邺城(今河北省临县境，漳水之南)，军威尚盛，那时，两军对阵打仗，旁边往往有许多老百姓观看。这次宇文忻征得高熲的同意，挥军攻入旁观者人群，引起人群大乱，宇文忻乘机大呼：“敌人打败了!”于是尉迟迥军大敌，高熲、宇文忻等挥军乘势，攻入邺城。
平陈的主要策划人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登上皇位，正式建立隋王朝。高熲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就是说当上了宰相。隋朝建国之初，他与苏威协力同心，大小政事，文帝都是先同他们商量而后施行，故而数年之内，天下安定。隋朝是直接继承北周政权的，而北周的法律，则烦杂而不得要领。文帝下诏，要高熲、郑译、杨素、裴政等人修订法律;他们所修订的法律，不仅为隋朝所施行，而且亦为后世所沿用。苏威的父亲原在西魏任官，曾主持增加赋税，但他认为增税只是解一时之急，要让后人来减轻税额，故苏威主张减税;他的这一意见由于得到高熲的赞助而得以实现。在文帝下诏检查户口，以防止偷漏赋税时，高熲又提出“输籍法”，凡民间赋税，皆记其数于籍帐，使州县长吏不得随意增加减少。苏威关于改革地方建置的意见，与李德林的意见发生了矛盾，也是由于高熲的支持，才得以付之实践。新都大兴城的建设，他是主办人。他还带兵抵御过北方强族突厥。他主持办的事很多，只是由于他的文稿没有保存下来，故而史书多阙载。他办事很认真，很勤恳，退朝以后，常常以粉盛于盆内，置于卧榻之侧，想起了什么，就记在上面，以便天明以后办理。他恐怕是我国最早使用记事牌的一个人。
隋朝建立之后，文帝在高硕等人的辅佐下，政局安定，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摆在王朝面前的课题是，要使统治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只是注意管辖统治区域内的事是不够的，还必须北服突厥，南平陈朝。在完成这两项任务的过程中，高熲的功绩尤其突出。特别是在平陈方面，他起了重大作用。
如何战胜陈朝，使南方半壁江山与中原统一起来，这是包括高颅在内的隋朝君臣所经常考虑的问题。高熲主张收揽江南朝野人士的人心，瓦解他们的斗志，一旦条件成熟，大军渡江，一鼓成擒。开皇元年(581年)，文帝根据高熲的推荐，派贺若弼为吴州(指以今苏州市为中心的江南东部地区)总管，镇广陵(今扬州市);以韩擒虎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一带)总管，镇庐江(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要他们筹划平陈之事。第二年发兵南征，以高熲为总指挥，这显然是试探性的。兵出之后，陈宣帝死讯传到，高熲以“礼不伐丧”(按照礼制，不应攻打正在服丧的人)为理由，停止进攻，班师回朝。不久，他又受命处理萧岩叛乱(萧岩原为南梁皇族，叛归北朝，现又叛投南朝)的善后，以温和态度对待萧岩属地江(长江)汉(汉水)一带的属民。隋朝与陈通使，以礼相待;抓到陈朝的间谍，都是发给衣服，客客气气地将他们送回。文帝问高熲平陈的具体策略，高熲说：“江北地寒，收获稍晚;江南气温高，水田庄稼熟得早。在江南收获季节，稍稍集中兵马，说是要出战江南。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必定要屯兵守御，这就可以耽误他们的收获时间。当他们集中军队时，我们就解散军队。我们反反复复地这样干，他们必定习以为常，从而麻痹大意起来。然后我们再调集军队，他们不会相信我们要出征。当他们犹豫之际，我们乘机渡江，登陆作战，士气必定高涨。又江南土质不好，房子都是竹子茅草做的，所有积藏，都不是在地窖里。我们秘密地派人过去，乘风放火;如再修复，则再烧之。这样搞它几年，他们的财力自可枯竭。”杨坚按照他的设想去做，果然收到很理想的效果。
平陈之役完成于开皇九年(589年)，共分三路大军，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杨素为各路元帅，而统归杨广节度。高熲是晋王府长史，掌握着实际的指挥权。东路大军将领贺若弼早有准备，他买五六十艘旧船，造成陈军错觉，以为隋买船，松懈了斗志。他又下令，江防军队，每交代之际，一定要到广陵集中，并且大排旗帜，营房帐幕遍于田野。开始陈军看到，以为隋军要渡江，。就急急忙忙准备抵御，结果发现隋军是换防，就习以为常，不加警惕了。他又经常派兵缘江狩猎，人马喧嚣，如此反复，也使江南陈军麻痹起来。结果贺若弼由广陵渡江，陈军还不知道。于此同时，另一支军队在韩擒虎的率领下也渡江到了采石(今属安徽省马鞍山市)。贺若弼渡江后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有个士兵违纪到民间买酒喝，立即被斩首。他俘虏了陈军六干人，全部予以释放，发给粮食，打发他们回去，并将隋朝诏书，交给他们带着，要他们宣传隋朝伐陈的政策。结果，所向无前，陈军纷纷降附。隋军迅速攻入建康(今南京市)，抓到了陈帝陈叔宝，陈朝灭亡，隋朝大体统一了全中国。
高熲在平陈之役中，起了主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一次宴会上，文帝说：“高熲平定了江南，虞庆则使突厥降服，可以说是功勋卓著啊!”《隋书》作者在评价高熲时，也说：高熲“克服了东夏，平定了南国，参谋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不断受到猜疑和失宠
到了开皇末年，高熲开始失宠，倒楣的事接踵而来。文帝皇后独孤氏虽不失为一位女中豪杰，然而她特别妒嫉。她把皇帝看得紧紧的不准他接触后宫的妃嫔。尉迟迥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因为父罪被没入后宫。一次，皇帝见到了她，很是喜爱。独孤氏知道后，气忿极了，乘皇帝上朝的机会，将她杀死。皇帝得知大发雷霆，骑上马跑出皇宫，一下子在山谷间跑了二十多里。高熲、杨素等人随后追赶，抓住皇帝的马缰苦谏。皇帝说：“我贵为天子，却不能自由!”高熲说：“皇上你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妇女而轻易地丢开天下呢!”皇帝听了这句话，情绪稍稍和缓了些，骑在马上久久地停着不动，到了半夜才返回宫中。皇后在宫中守候着，见皇帝回来了，就边哭边磕头赔礼，高熲、杨素也从中调解，并且摆上宴席，痛痛快快地吃喝了一顿，才收了场。这本来是件生活小事，可是却给高熲深深地埋下了祸根。他本是独孤氏的家客，独孤氏与他一直来往密切，可是自他说独孤氏是一个妇女之后，她就怀恨在心，不与他来往了。
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杨勇也开始失去皇帝和皇后的欢心。高熲娶了杨勇的女儿做儿媳妇，所以这也关涉到他的政治生命。皇帝为什么不喜欢太子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他爱奢华、讲排场、声望渐高，触犯了皇帝的吝啬心与忌妒心。皇后为什么不喜欢太子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他爱女色和受了晋王杨广的挑拨与离间。杨勇宠爱一个姓云的女人，他的原妃突然死去，皇后怀疑是有意害死的。等到云氏独自执掌太子的家政后，皇后就更加怒不可扼。杨广得知此情，一方面自我矫饰，以博得皇后的欢心，另方面恶言中伤太子。于是皇帝与皇后都渐渐产生了废立太子的意向。有一次，皇帝试探高熲说：“有神灵告诉晋王(杨广)妃说，晋王一定要统有天下，你看怎么办?”高熲跪倒在地，回答皇帝道：“谁长谁幼，是有次序的，这怎么能够废呢?”意思是说，杨勇是长子，应该做太子，是废不得的。皇后知道高熲的主张是不可改变的，就想暗地里找机会对付他。
皇帝要挑选东宫(太子宫)的卫士作自己的卫士，高熲以为不应这么做，他说：“若尽把强壮的卫士挑选走了，恐怕东宫的保卫力量太差。”皇帝听了很不高兴，对他说：“我时常东跑西跑的，故需要有较强的卫士。太子呆在东宫，身边何必要有那么多壮士。重兵保卫东宫这个办法流弊极大。依我看，东宫的保卫由皇宫卫队兼管着就行了!我熟悉前朝的旧法，你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这是有意给高熲以暗示，皇帝在提防着你。
高熲的夫人死了，皇后对皇帝说：“高仆射年岁已高，死掉了夫人，皇上你应该帮他再娶一位。”皇帝将皇后的话转告高熲，高熲婉言谢绝说：“我现在已老，退朝以后，只是坐在书斋里读读佛经罢了。皇上是很爱惜我的，至于娶妻之事，我则没有这个打算。”事情说过也就算了。可是不久，高熲的一个爱妾生了男孩，消息传到宫内，皇帝很是高兴，但皇后却不然，她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皇帝不了解皇后的心意，就问她为什么不高兴?皇后说：“你还信任高熲吗?你要为他娶妻，他却心存爱妾，当面欺骗你。现在他的欺诈已经败露，怎么还能够信任他呢!”从此文帝对高熲就更加疏远了。
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欲出兵辽东，高熲坚决不同意，但文帝坚持要打，并派高熲为事实上的主帅，高熲只好服从。结果因为疾疫流行，军队十之八九病死，无功而返。这件事本来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可是皇后却节外生枝，在皇帝面前中伤高熲，说什么“高熲根本就不愿意去，你强迫他去了，我就知道准是无功而还”。她的意思是说，高熲阳奉阴违，消极抗命。这次统军主帅名义上是汉王杨谅，高熲则掌握实际指挥权。高熲为人，比较耿直，自觉责任重大，常常以大局为重，不避嫌疑。对于杨谅的意见，也多不采纳。杨谅恨透了他，返京后在皇后面前告他的状说：“儿万幸没有被高熲杀掉。”对于这些事情，文帝既不调查，也不分析，信以为真，对高熲更加愤愤不平。
凉州总管王世积有个亲信犯了法，逃到王世积处，王世积不收留，结果被捕受罚。这个亲信怀恨在心，反诬王世积谋反，王世积被处决。据说，在审理王世积案时，涉及到了一些宫禁中的事，而且这些事是从高熲那里得到的。事情越闹越大。当朝大臣贺若弼等联合为高熲申辩，文帝不但不听，反而将他们与高熲一起予以法办。高熲被免官，带个齐公的虚衔回家闲居。
不过事情还没有就此了结，投井下石的事总是要应运而生的。齐公国内的官员报告说：“高熲的儿子对高熲说：“司马懿假托有病，不上朝，结果取得了天下。你现在得到这样遭遇，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于是高熲就被抓了起来。又有人报告说，有个和尚对高熲说：“明年皇帝要死。”有一个尼姑对高熲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灾难，十九年无论如何过不去。”这就更不得了了。有人建议把高熲杀掉，文帝不敢这样做，怕遭到反对，乃将他除名为民。高熲胸襟豁达，虽屡遭不幸，亦处之泰然，降低为一个平民百姓，他不但不怨恨，反而感到高兴。母亲的教导，在培养他的这种品德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刚作宰相时，母亲就告诫他说：“你的富贵已经到了头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砍头，你要谨慎啊!”
以诽谤朝政罪被杀
高熲削职为民后，没有几年文帝驾崩，炀帝即位。炀帝启用高熲为太常卿。他对炀帝也是克尽臣道，见有不正确的地方，就直言不讳，这就很快地招致炀帝对他的仇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他以诽谤朝政罪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宇文弼、贺若弼。苏威被免官。
高熲是如何“诽谤朝政”的呢?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高熲谏止，认为：“此乐早就废弃。现在要是收集，恐怕那些缺乏鉴别能力的人要丢掉原来的正宗，追逐这一末流，相互学习传播起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高熲又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天元皇帝喜爱音乐，结果亡了国，前车之鉴不远，怎么可以这么搞呢!”只一个是漠北突厥君主启民可汗朝隋，炀帝为显示中原的富庶，在接待的时候，盛况空前，花费很大。高熲、贺若弼等人认为不应该这么干，高熲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这个家伙熟悉了中原的虚实以及山川地势的状况，恐怕要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高熲说：“周天元皇帝的奢侈，现在的情况与之比较，不是还要厉害么?”又说：“修长城这件事，实非当务之急。”还有一条是高熲曾对他的好友观王杨雄(原名惠)说过，“近来朝廷搞得不成体统。”
但是，炀帝杀高熲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平陈之役，杨广是统帅，高熲是统帅府的长史，掌握实权。隋军攻入陈京建康，抓住了陈帝陈叔宝和他的宠姬张丽华。杨广派高熲的儿子到建康告诉高熲，要把张丽华留下来。高熲不予理会，斩张丽华，并且说：“周武王灭殷，杀了妲己。现在平定陈国，不宜娶纳张丽华。”对此，杨广恨之入骨。
还有一件事，也使得炀帝要把高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在废太子杨勇时，高熲始终站在反对的立场。高熲这种立场，不仅直接触犯了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而且还把自己放在与杨广直接对立的地位，因为废勇与立广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废勇就立不了广，广要立就必须先废勇。所以，如果说高熲与文帝、独孤氏的矛盾，主要是意见分歧，那末他与杨广的矛盾，就主要是利害冲突，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既然如此，杨广能够饶得了高熲吗?不过，历史上也有例外，唐太宗之于其兄李建成的重臣魏征就是个很突出的例子。然而，唐太宗能做到的事，隋炀帝能够做到吗?
再者，封建王朝本来就是个派系林立的场所，隋朝到了开皇末年，由于一些吹牛拍马、玩弄权术的人越来越得势，这种派系斗争就更加复杂化，这对于比较正派而又甘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高熲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譬如杨素，他本是高熲荐举的，但在废太子勇时，他与高熲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他察言观色，大做政治投机买卖，投靠了杨广，博得了文帝与独孤皇后的欢心。高熲下台，他的宰相职位就是被杨素所取代的。炀帝即位后，杨素继续执政。虽然没有什么材料足以说明杨素直接陷害过高熲，但也没有任何材料足以说明他曾保护过高熲，象贺若弼等人所做的那样。他也是最有力量来保护高熲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朝廷上，跟随炀帝害高熲的人，必定是大有人在。
高熲被炀帝杀害了，罪状也公布了，然而人们并不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而是感到伤心、惋惜。直到唐朝初年，还有人觉得他死得冤枉。因为他在政治上确实对隋初的巩固和统一做出了贡献，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政治家某些优秀的品质。
首先，他善于发现人才，勇于使用人才，虚心尊重人才。隋朝一代的名臣、名将，很多都是他推荐给文帝的。如苏威，他与高熲共理朝政，朝野推服，天下归心。如杨素，他不仅是文帝的重臣，而且也是炀帝的重臣。如贺若弼、韩擒虎，他们都是平陈的名将，指挥过许多战争。尤其受到人们尊敬的是他不嫉妒人才，当由他推荐的人与他齐名或超过他时，他感到的是愉快，而不是怨恨。如开皇元年，他与苏威并为宰相，他不但能与苏威合作得很好，而且自己还要退下来，把权完全让给苏威。又如，平陈之后，文帝要他同贺若弼讨论总结平陈的事，他推辞谢道：“贺若弼先献十策，后来又在蒋山(今南京市钟山)苦战，打败敌军，我只不过是一个文职官吏罢了，怎么能够与大将军评论战功呢?”这种虚怀若谷的胸怀，博得了文帝的赞赏。
其次，他敢作敢为，不避嫌疑，不推卸责任。他初投杨坚时，就明确表示要跟他干到底，成功与否，在所不忌。在这个问题上，苏威与他就成了显明的对照。当杨坚向苏威暗示篡位立国之意时，苏威不敢表态，溜之大吉。平陈之役时，他把年已二十出头的统帅皇子杨广撇在一边，以大局为重，大权独揽，以至公然违抗统帅的旨意，杀掉了张丽华。平陈之后，有人告他谋反，指的就是他的这种不把杨广放在眼里的行动。辽东之役，汉王杨谅是统帅，他是统帅府长史。他还是一如既往，对于杨谅的意见，多不采纳，把这个皇子气得要命。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他也多表现出这种勇于负责的精神。就拿批评炀帝喜爱音乐一事来说吧，在炀帝面前，他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自己是很清楚的，但出于对炀帝、对隋室的忠心，他还是直说了。
第三，他所关心的是隋室的兴亡，是国家的治乱，至于对自己的出处进退，则看得很淡。可以这么说，他一遇机会，就上表辞退，以至到了削职为民时，也毫无怨恨，处之泰然。这就同那些只图升官发财的封建官吏大相径庭了。他的这种风度，也有别于封建社会里那些明哲保身、洁身自好、消极遁世的人，因为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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