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尚，姓姜(因此也称姜尚、俗称姜子牙)，名望，字子牙。东海人。生于商朝末年。周文王时，官封太师。后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对吕尚的谋略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有一段概括评价：“……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涉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十分清楚地指出，吕尚的一生是足智多谋，长于用兵，工于奇计的一生，难怪被历代兵家和谋略家奉为始祖。唐玄宗时下令在长安、洛阳和诸州为吕尚立庙。追谥吕尚为，“武成王”，与受封为“文宣王”的孔子并驾齐驱，成为我国古代一文一武的两尊偶像。
屠牛卖饮 渭水垂钓
吕尚生逢乱世，遭遇曲折，致使一生染上浓厚的传奇色彩。据传说，他的祖先是神农氏后裔，在虞舜时曾任四岳，因辅助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吕(今河南南阳)。后以封地为氏，故称吕尚。虽说是出身贵族，但传至吕尚一代，家道已经中落。年轻时，吕尚家居朝歌(商朝陪都，今河南省淇县)，以屠牛为业，后又在黄河之滨的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做卖酒生意。他生逢乱世，但勤苦向学，孜孜不倦地探究古今政治演变和军事斗争的成败得失，加之因他从上流社会沦落下来，饱尝民间饥苦，对世事洞若观火，终于锤炼成满腹经纶的一代奇才。怎奈生不逢时，报国无门，潦倒半生。
吕尚晚年，正值商纣王统治时期。当时，作为东方大国的殷商王朝已经走上下坡路，社会无比黑暗，政治极度腐败，奴隶与奴隶主贵族间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各方国、各部落之间的矛盾都异常尖锐。以纣王为首的商朝奴隶主贵族骄奢淫逸，不惜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相杂其间，为长夜之饮。纣王又十分暴虐无道，重用刑辟，脯醢大臣，役使诸侯，残害百姓。因此，大臣离心离德，诸侯时有背叛者，而奴隶主和下层民众也忍无可忍，争相铤而走险，反抗斗争方兴未艾。四海风雨飘摇，预示着商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正当商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时候，渭水流域兴起了一个叫周的部落。周的祖先姓姬，历史很悠久。据说他们的远祖后稷在尧的时候担任农师，以后世世代代承袭这个职务，管理农业方面的事情。夏朝末年，政治腐败，农业衰落，周的祖先就西迁到豳，现在的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一带)，自己了组成了部落。他们在部落首领古父直父的率领下，建庐舍，围豕牢，分种土地。本想在豳地安家立业，却常常遭受西北方的戎族和狄族的侵扰。于是，他们又迁徙到岐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居住。在那里，他们建筑城郭宫室，开垦荒地，设置官吏，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奴隶制国家。到古父直父的儿子季历在位时，周的势力已强大起来，巩固了渭水中游地区的统治。后来商王文丁感到周的威胁，就杀害了季历，从此周与商结下了不解之仇。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又称西伯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他以农为本，发展生产，施行裕民政策，禁止百姓饮酒打猎，鼓励人民多养牛羊，多种粮食。文王本人则待人宽厚，尊老爱幼，布衣素食，勤政于民，所以深受百姓的拥戴。一时间，许多有本领的人都纷纷来投奔他。
商纣王看到周的势力越来越强，十分害怕。恰巧纣王宠臣崇侯虎探知西伯昌对纣王的炮烙大臣暗中叹息，于是便将此情密告纣王，并诬告西伯昌笼络民心密谋反商。纣王闻言大怒，便借诸侯朝贡之际将西伯昌骗来，囚禁在梄里(今河南汤阴县西北)，一关就是七年。周的臣子为了搭救西伯昌，搜罗了美女、好马和珍宝献给纣王，并买通商朝的大臣，代为求情。贪婪荒淫的纣王果然中计，不久便将西伯昌放了。
西伯昌回到周国，决心治理好国家，以便寻找机会，推翻商朝，报仇血恨。他看到自己手下虽然有了，不少文臣武将，可是却缺少一个文武兼备能够统筹全局的人，帮助他筹划灭商大计。因此，他经常留心寻访这样的大贤人。
再说吕尚虽然屠牛卖饮，潦倒半生，但仍壮心不已。当他获悉周国立志兴邦、求贤若渴的情况后，便不顾晚景坎坷，决定追随西伯昌以展平生所学。于是，就在纣王放走西伯昌不久，便悄悄地逃出朝歌，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息于潘溪，垂钓于兹泉。
这一天，吕尚闲着没事，就到潘溪去钓鱼。正巧碰上西伯昌外出打猎，经过这里。于是，他一边轻抬鱼杆，一边不断地叨念：“快上钩呀快上钩!愿意上钩的快来上钩!”西伯昌一行人循声望去，见溪边有一老人须发斑白，看上去有七八十岁了。奇怪的是，声人钓鱼的鱼钩离水面有三尺高，并且是直的，不是弯的，上面也没有鱼饵。文王看了很纳闷，就走过去与老人攀谈起谈话中，西伯昌发现吕尚是一个眼光远大、学问渊博的人。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对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很有研究，特别是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
吕尚的话句句都说到了西伯昌的心里，西伯昌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向吕尚深施一礼，高兴地说道：“我的先君太公(指西伯昌的祖父古公直父)在世的时候就曾说过：“将来当会有圣人到周地来，帮助我们部落兴旺发达。”您就是这位圣人吧!我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所以吕尚又被称作“太公望”，又有此而有吕望、姜望、太公、姜太公等称呼)于是，西伯昌带着吕尚同车而归，并拜他为国、师，后又升为国相，总管全国的政治和军事，让他辅助自己，去完成兴国灭商的大业。
辅王翦商 孟津观兵
西伯昌依吕尚之计，动员全国力量，积极备战。他一面派人游说诸侯，离间与商王的关系，一面又派人混进朝歌，诈言有人反叛，引起纣王对大臣的怀疑。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农事上。不久，便储备下充足的粮草，并组织国民练兵习武，不断加快兴邦强国的步伐。这一年，西伯昌采纳了吕尚“率殷之叛国以事纣”的策略，即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表面上共同尊事商纣王，实际上是削弱、孤立殷王朝。当时，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芮(今山西芮城西)两国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西伯昌巧用“仁让”现身示范，妥善地解决了两国的争讼，使之成为周的与国。从此，河东地区的众多小国更加信赖西伯昌，纷纷归附于周。就在“断虞、芮之讼”这一年，西伯昌称王，是为周文王。
商纣王对此却毫无察觉。他让周国来的工匠为他修建新的游乐场所;看着周国新献来的美女，淫笑不止;听着西伯昌经常祭祀商祖的呈报，不免对当初曾抱怨他释放西伯昌的一班大臣产生忌恨。由于反叛日多，他在宫中炮烙不息。纣王的暴虐，把整个朝歌弄得乌烟瘴气。这一天，纣王忽然接到东夷反叛的急报，便派太师闻仲率20万大军东征夷人。此时的朝歌城便空虚了。
吕尚得知这一军情后，当即奏请西伯昌对商用兵。西伯昌便派吕尚率周军，先征服、了西北方的西戎、混夷(今陕西歧山、邻县一带)和泾水上游的密须、阮(今甘肃泾川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北)等国，然后挥师东进。
按照吕尚的计划，周军首先攻打黎国。西伯昌不无忧虑地问道：“太师，我们在东方尚无立足之地，就将大军开到商国门口，岂不太危险了吗?”吕尚答道：“不然。攻打黎国，是实中有虚，霍中有实。若商国来救，我即收兵，此谓攻商为虚;若商国坐视不救，我即回兵伐崇，断商之咽喉，此谓攻商为实。”西伯昌连连点头称是。
果然不出吕尚所料，黎国投降周国，并未引起纣王的注意。于是，周军又灭了邗国(今河南沁阳一带)。然后，吕尚信心十足地对西伯昌说：现在可以破崇攻商了。西伯昌一听，不由想起被囚商牢、强食子肉的深仇大恨，急盼早日发兵。
这一天，吕尚率兵来到崇国城下，指挥兵士日夜攻城。崇国国君崇侯虎是纣王的亲信，当年就是这个崇侯虎将西伯昌长子伯邑考的肉汤送给西伯昌的。激战两天，虽然崇城尚未攻下，但崇侯虎已力渐不支，自知已身处绝境，不免胆战心惊。他站在城头上见周军营寨连绵，把自己围得水泄不通，不由暗暗叫苦。以后几日，吕尚指挥周军昼夜呐喊，却并不真的攻城，弄得崇军个个如惊弓之鸟，疲惫不堪。崇侯虎寻思，城中粮草已所剩无几，不如出城突围。谁知早被吕尚料到，崇军刚一出城，便被周军杀回。
这时，城外的周军突然刀枪不兴，弓弩不张，只是齐声呐喊：“崇侯虎罪恶昭著，恶贯满盈，与众军士无关，只要将崇侯虎献出，定有重赏!”崇侯虎听了，又气又怕，严令全城将士一齐突围。谁知话音未落，早有数十名军士持刀向崇侯虎扑来。城头顿时一片大乱，城门大开。崇军内讧，周军乘势蜂拥而人，活捉了崇侯虎。西伯昌命将崇侯虎斩首，将首级挂于城头，全城百姓争相观看，无不拍手称快。
至此，吕尚率周军灭掉了拥有较强兵势的崇国，为周文王西伯昌进军朝歌扫清了道路。与军事上步步进取的同时，西伯昌与吕尚等人商定，在崇城新修祖庙，扩建王宫，把政治重心东移，意在同纣王争雄天下。不久，又将位于沣水西岸的崇城改名丰京(今陕西西安西北)。这样，周国背靠较为稳定的西部后方，其势力东达江、淮之间，南及江、汉流域，西南人于巴、蜀，成为足以与殷商对峙而立的奴隶制强国。对于这一时期形势的发展及吕尚的功绩，司马迁评论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这绝非夸大之词。在周文王“翦商”事业中，吕尚的功绩确实是首屈一指的。
周文王西伯昌迁都丰京后，躇踌满志，正要依靠吕尚大展宏图的时候，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不久便死去了。他称王在位7年(一说9年;另说10年);这期间，已奠定了周灭商的坚实基础。
文王死后，太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周武王。武王尊称吕尚为“师尚父”，让他辅佐自己完成文王未竟的灭商大业。
武王即位时，东至嵩高(即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县)，南及江汉，北上太原，西到巴蜀，这广大范围内的所有邦国和大部分少数民族部落，都已归附于周。据说当时周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其他地区“殷之叛国”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东夷诸部的叛离情况更为严重。在这种形势下，周武王又在沣水东兴建镐京，作为新的都城，积极进行灭商准备。
武王九年(大约公元前1059年)夏天，周军东进，到达黄河南岸的孟津。吕尚左杖黄钺，右持白旄，率领三军驾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严申军法，号令将士：“冲向对岸，后至者斩!”霎时间，周军将士奋勇争先，千舟竞渡，浪花飞溅。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以为真要过河击商，谁知周军刚渡到对岸，便马上返了回来。原来这是一次军事演习。接着，周武王在此举行了誓师仪式，发表了声讨商纣王的檄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观兵”(或“孟津之誓”)。这次观兵的目的，是武王和吕尚要实测一下各路诸侯的动向。孟津之后，诸侯皆说：“商纣可伐!”但武王和吕尚认为，当时商朝统治区虽成土崩之势，但内部尚无瓦解之兆，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周军断然班师回朝。
这次行动是周灭殷商前的一次政治、军事预演，也是对天下人心向背的一次实测。有此一举，又吸引了更多的诸侯听命于周。
牧野鏖战 开国首功
孟津观兵之后不满两年，即周武王十一年，商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分裂，大贵族王子比干被纣王杀害，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怀抱礼乐重器投降了周武王。国人见商纣王无可救药，均侧目而视，缄口不言。商朝面临土崩瓦解的绝境。
这一年，适逢周境遭遇饥荒，民众争欲外出作战，借机掠取敌国粮食物资，以度灾年。眼见灭商时机业已成熟，武王忙询问吕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可伐否?”吕尚知周已得天时、地利、人和，毅然答道：“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且天下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武王闻言大喜，决意兴兵伐纣。出师前，武王命卜祝占卜吉凶，本想得个吉兆，以鼓舞土气，不料却是大凶的卦象。一向迷信的贵族、兵士尽皆失色，十分恐惧。吕尚偏重人事，而轻枯草朽骨(占卜用此二物)之验，力劝武王勿失良机。只见他突然站起，用衣袖把那些占卜用的龟壳、蓍草尽拂于地，说道：“枯草朽骨，知什么吉凶!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者)将不(以为)法，愚(者)将拘(泥)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贤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借)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快出兵，奠耽误了大事。”武王奋然而起，遍告群臣：“殷有重罪，不可不伐!”于是，武王以吕尚为主帅，统兵车300乘，虎贲(猛土)3000员，甲士4.5万人，挥师东进。
时值严冬，寒风凛冽，大军行至中途，突遇狂风暴雨，把军中大旗的旗杆刮成两截。大臣散宜生惊问吕尚：“这莫非是不祥之兆?”吕尚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是风把旗杆刮断而已，放心走吧!”队伍沿着上次观兵的路线，继续前行。
时当天下鼎沸之际，遇有一方发难，便有八方响应。周军东进途中，各路诸侯纷纷云集。周军前歌后舞，士气高昂。于十二月到达黄河岸边，队伍踏冰过河，于第二年的二月初，到达了仅距朝歌70里的商郊牧野(今河南汲县)。在这里，武王召集各路诸侯，举行誓师大会，历数纣王听信妇言、不祭祖宗、不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和逃亡奴隶等罪行，这就是垂于史册的所谓“牧誓”。此举意在激起入神共愤，召唤从征各国同仇敌忾。且说暴君纣王杀了比干，囚禁了箕子，朝中再无人敢来劝谏。每日恣意淫乐，经常醉得几日不醒，以至周军渡过黄河，他竟毫无察觉。当周军开到牧野、兵逼朝歌城下时，他才如梦方醒，顿时慌了手脚。急召心腹大臣恶来、费仲、尤浑商议退兵之策。然而，太师闻仲以倾国之师正征讨东南方的夷人，远水难救近渴，城中兵士无几，众大臣思前想后，仍束手无策。最后还是尤浑献计，将奴隶、囚徒和战俘武装起来，前往迎敌。纣王连声称好，一夜之间竟组织起70余万人，连夜开往牧野。
次日凌晨，两军在牧野遭遇。周军早就憋足了劲，急不可待她想冲杀过去，怎奈武王和太师吕尚站在最前面的战车上，维持着事先排好的阵势。
一场厮杀就要开始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商军前面的兵士突然掉转矛头，朝后面冲去。原来，纣王将那些囚徒、奴隶和战俘武装起来，又对他们不放心，便把他们编排在前队打头阵，而让他信得过的士兵在后面督战。这些奴隶、囚徒和战俘早就对纣王恨之入骨，怎肯为他卖命厮杀!一见周军，他们如同见了救星，便不约而同地回身杀将过去。商军前队倒戈，顿时大乱，顷刻间土崩瓦解。周军趁机长驱直入，杀得商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商纣王正在朝歌城里等待胜利的消息，谁知却将潮水般的周军等来了。他想闭门守城，但城中已乱作一团。深知性命难逃，作孽深重，便只身带着无数珍宝，惶惶然爬上鹿台，蒙衣自焚而死，从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500余年(一说600余年)的奴隶制国家，至此灭亡。
《诗经·大雅》颂扬了吕尚在这场大战中的作用：“牧野洋洋，(牧野战场多宽广)，檀车煌煌(兵车鲜明而堂皇)，维师尚父(我们的统帅师尚父)，时维鹰扬(真像苍鹰在飞翔)。”
商纣王死后的第二天，周武王与吕尚等大臣召集祝捷大会，将伐纣义举上告天神。然后，散鹿台所积之钱，发钜桥所囤之粮，用以赈济百姓;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间(巷门)，用以取悦殷商贵族;斩纣王宠妃妲己，放后宫妇女，以示曲体民心。在取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又接连展开这般强大的政治攻势，足令殷商臣民心悦诚服地归顺周王;人们奔走相告，欣喜地赞颂道：“周王对于仁人、死者尚能封树其墓，何况对于生者!周王对于贤人，逃者尚能表彰其闾，何况对于存者!周王对于财物，早先积聚起来的还要散发下去，岂能重行征敛!周王对于女色，已人宫的都要归送于父母，岂能再事搜选!”
同年四月，周武王班师回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受封齐国 专征专伐
统一全国以后，周武王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采取了“封邦建国”的措施，大封同姓、亲戚为公侯，使之建立并治理自己的邦国，作为王室的屏藩。吕尚因在东征灭殷的战争中，功劳卓著，首得封赏，受封海、岱之间(今山东东部)广大地区，定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齐国的疆域东抵海滨，西及黄河，南达穆陵(今山东沂水县，北有穆陵关)，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北)。周武王传命吕尚：“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从此，齐国享有专擅征伐的特权。
分封完毕，一些诸侯陆续离开镐京，前往封地。但武王却闷闷不乐，因为周室初建，百事草创，政务繁忙，他希望几个心腹重臣不要离开。按说吕尚应当留下辅佐武王，而且武王也有留他的意思，不料吕尚执意要走。原来吕尚正为分封的事生气呢!吕尚年事已高，不愿到远离王都的边荒去，觉得武王亏待了他。于是，草草整点了一下车马，带上随从匆匆上路了。一路之上，游山观景，竞走了两个多月，也没到达齐地。这天，他去一奇峰之巅观景归来，正欲歇息，忽见一位林泉高士走近身边，攀谈之中，来人说道：“常言道，时难得而易失。贵客寝食甚安，恐怕不像就国之人。”吕尚骤然领悟：事关邦国命运，岂容片刻玩忽!于是，他急忙将随从们叫起，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飞驰而东，再也顾不上游山玩水了。
几天后，他们来到齐地，正赶上莱侯兴师犯境，与齐争夺营丘。吕尚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若不是择善而从，快马加鞭，早到几日，险些遭到误国的厄运。于是，立即抖擞精神，组织力量迎敌。经过几次交战，终于击退了莱侯兵马的进犯。局势稳定之后，他连日出巡，四处察看。他猛然发现，这里虽比不上中原的土地肥沃，但还不是自己原来想象中的不毛之地。于是，他根据齐国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水平相对先进和异族势力较为雄厚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时确立了治齐的重大策略原则。他教育手下的官吏，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简化周公制订的那些礼仪，向齐人传授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并鼓舞人们开发渔盐之利，从事工商，互通有无。为此，创建“修道术，募贤智，尚有功”，前后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把齐国治理成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东方强国。这时，他当初对武王的气自然也就消了。第二年，吕尚去镐京朝拜武王时，就又留在了京都，重新在朝中辅佐起武王来。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周公受封于商、奄之地，建立鲁国，由其子伯禽前往统治。鲁国分有祝、宗、卜、史，具备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是享有最高特权的东方大国。但伯禽受封后，3年才报政于周公。周公问：“为何这么迟缓?”伯禽答道：“变其俗，革其礼，丧3年然后除之，故迟。”对照齐国的为政，饶有经验的周公当即感叹鲁国的失策，说道：“呜呼，鲁国将来必定会听命于齐国呀!为政不简便易行，实难为民众接受。平易近民，老百姓才能顺服。”历史证实了周公的预见。其后，鲁国如江河日下，最终远远地落后于齐国。
受封治齐国，充分表现了吕尚的惊人胆略和远见卓识，以及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得时勿急的开国创业精神。由于吕尚注重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较多地保留了东方的习俗和传统文化，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结果，远近人民相率归心，齐国迅速强盛起来，创造出具有“涣涣乎大国之风”的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评价吕尚的功绩时写道：“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低洼盐碱)，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尽)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襁至(接连而来)而辐辏(如车辐条集中于车轴)，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整理衣袖前往朝拜)焉。”
吕尚为齐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使之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一直突飞猛进，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家和地区。西周时期，齐国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最重要支柱。到了春秋中期，周王室衰微，齐国最先崛起，成为纵横中原、左右天下局势的“五霸”之首。直到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之后，齐国依然跻身“七雄”行列。后世所谓“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其中的一层意思就是齐国之所以发展，首先应归功于齐国的始祖吕尚。
有关吕尚的传说很多，战国时有人托名吕尚辑成《六韬》(分为文、武、龙、虎、豹、犬六韬，亦即用兵的六种谋略)兵书一部，共计60篇，2万余言。其后，另有许多关于吕尚行世的传说(如《鬻子》、《太平御览》、《金匮》、《搜神记》等书)，已逐渐将其加以神化，至《封神演义》而达于极致。人们把姜太公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甚至说他代天封神，这些都反映子他的政治、军事建树对后人的影响，以及后人对他的钦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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