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276年(公元1368年~1644年)，曾发生过三次北方强敌直逼心脏首都的大事件，明朝几遭灭顶之灾。这三次大事件分别是1449年的也先率领的瓦刺部围攻北京;1550年俺达汉率领鞑靼部发动的“庚戌之变”;1629年后金皇太极制造的北京危机。面对强敌压境，明政府也作出了艰难的阻击，先后组织了三次北京保卫战，并一一化险为夷，三次都幸运地转危为安。但是，三次幸运，并不代表永远幸运。于是发生了第四次北京危机，腐败透顶的明朝政府最终还是亡于北京危机中——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推翻了它的统治。不过最后一次北京危机不是来自于异族政权的围攻，而是来自于统治内部的反抗力量——农民大起义的摧毁。
自1406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主要是蒙古政权)围绕北京外围的侵扰和掠夺就有无数次，严重地威胁着北京的安危。为断绝后患，朱棣率领大军先后六次深入漠北，摧毁蒙古主力，扫荡其残余部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自1421年朱棣最后一次北伐后，至1449年第一次北京危机的发生，二十多年间，明朝边境基本上没有发生战争，明朝人民可以安心生产，间接上造就了明朝历史上少见的盛世之象“仁宣之治”。但安定的时间也仅只二十多年，一味以暴制暴效法汉武帝深入漠北远击匈奴地远击蒙古的做法，收到的效果实在不大。朱棣的数次北伐主要是针对严重威胁明朝边疆鞑靼部进行打击削弱，迫使鞑靼主力阿鲁台部远遁。但是朱棣忽略了北部草原生生不息、此衰则彼盛的事实。当鞑靼部衰落时，瓦刺部却乘机而起，并迅速取代了鞑靼的主力地位，统一了蒙古部落，并对明朝政府虎视眈眈，寻找战机，严重威胁着南面北京的安危。
公元1449年，急不可耐的瓦刺终于发动了进攻，分兵四路出击，当然主要目标是明朝的心脏北京。也先的进攻并不太顺利，但宦官王振帮了他忙，使他大败明军于土木堡，俘获明朝皇帝朱祁镇，原来本打算挫一挫明朝锐气的想法一下子变得急剧膨胀——挥军直逼北京，妄图取以代之，重现蒙古昔日的辉煌。于是过了50多年和平生活的北京城又重现刀光剑影，而且危在旦夕。在危难中，于谦等忠臣挺身而出，新任皇帝朱祁钰则力挺于谦，全力组织北京保卫战，最终逃过了明朝建国80余年来最危险的一场灾难。
其实，对于这次辉煌的历史战绩，也先很遗憾地没有亲口多谢王振。因为王振才是也先成功的关键人物，可谓是也先的头等功臣!对于这个说法，也先可能不大喜欢。但事实是，也先之所以敢于横挑强邻，实在要靠王振当年为他铺好了前路——贪污军晌，令边务废弛;也先之所以能够一路势如破竹地杀到北京城外，也多得王振指挥得当——把朱祁镇和40万明军糊弄得晕头转向、胆战心惊。
第一次北京危机100年后，过了长久舒适生活的北京政府忘记了100年前的历史教训，对边境强敌疏于防范下，历史再一次重现，灾难再次降临到北京城下。
当年的瓦刺部盛极而衰，取而代之的是鞑靼部。公元1550年，英勇好战的俺达汉在一次寻常的掠夺战中，托严嵩的福，它竟能非常意外地、轻而易举地钻进了北京城外，燃起了他进攻北京的欲望。防务空虚的北京城内再次面临被掳掠的危险，而且大有400多年前北宋“靖康之变”重现的可能。这一次危难之中，正如当年于谦收拾王振的残局一样，除阶充当了于谦的角色，帮严嵩收拾残局，成功阻止了事态的恶化，捍卫了北京的安全。
俺达汉之所以能够几乎兵不血刃地直捣北京城外，实在多得内阁首辅严嵩为他打好了基础，铺好前路。几年前，严嵩以极度卑鄙的手段除掉了一心为国为民、主张强化边彊防务的前内阁首辅夏言，以及和夏言一起被拉下水的嘉靖朝最得力的边疆守领曾铣，安排一个不谙军事，胆小如鼠的仇铖代替曾铣的位置，为俺达汉的乘虚而入打开了第一道防线。严嵩上台几年间带头贪污，严重侵吞用于边防建设的财政开支，本来用于养14万边防军的财政开支只养到5万，而且军用装备还严重不足，军队纪律懒散，战斗力极差，为俺达汉大军的北京之行打开了第二道防线。有了严嵩的鼎力支持，俺达汉大军自然可以畅通无阻、耀武扬威地直达北京城外。
第二次北京危机79年后，即公元1629年未1630年初，北京又一次兵临城下。这一次不是来自于北方蒙古的进攻，而是出人意料地来自于东北后金政权的威胁。
在第三次北京危机未到来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张居正当上内阁首辅后，进行了有力的改革，任用戚继光和李成梁固守边彊，震慑了蒙古军队，然后加强明蒙之间的“互市”，这软硬兼施的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后几十年明蒙之间再没有发生过战争。
但是，懒惰成性的万历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大权独揽的他从此不再上朝，任由下属胡作非为。正是由于他管教不力，没有约束腐败的缘故，造成1592年发生了两次国内叛乱，在镇压的过程中，又因为策略失当，致使战争迁延日月达八年之久，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加上援朝抗日，使国家府库耗竭一空。由于国库不断损耗，爱财如命的万历急得寢食不安，于是在1596年不断派出“矿监”、“税吏”四处搜刮民财，几年间，中等以上之家几乎全部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难民流民的行列，全国流民暴动此起彼伏。当然，这些暴动虽然不计其数，但对于明朝军队来说还是小菜一碟。直到1619年，东北的后金政权也加入到推翻明朝的行列——萨尔浒之战大败明军主力，与明朝内部的日益高涨的农民起义军并肩作战，为致力于推翻明朝而努力奋斗。自1620年起，明朝政府两面受敌，当真到了心力交瘁的时候了。
非常时期，魏忠贤及其阉党适时地上场，将大明王朝上上下下、内内外外蛀食一空，闹得不亦乐乎，为皇太极的南下进行了列队欢迎。当然，守在路边的魏忠贤等不到见到皇太极的英姿时就一命呜呼了，但是他的仪仗队——阉党的热情还是蛮高涨的，想尽办法迎合皇太极的需要，全力将崇祯帝最得力的大将袁崇焕杀掉，为皇太极的北京之围圆满取得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630年，以为又逃过一劫的明朝统治者额手称庆，以为天不灭大明。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于是明统治者对人民极尽搜刮之能事，以为民间之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不必付出代价，是理所当然的事。面对统治者的无比热情，有道是礼尚往来，人民也回之以礼——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风起去涌，所过之处，格杀勿论!这是疯狂的报复，人间变成炼狱。
对于农民起义的日益壮大，崇祯吓破了胆，派出军队疯狂镇压，农民起义军受到了重大挫折，陷入了被动的局面。1636年，清军大举进攻山海关，有意无意地配合着明朝内部的农民起义。1644年，明朝再次发生了北京危机，而且是最后一次北京危机——李自成的起义军攻陷北京，明朝宣告灭亡。
我们考察四次北京危机，都是由于专权的宦官或权臣间接造成的，王振、严嵩、魏忠贤都是北京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他们的胡作非为，为什么就没有人劝止呢?或者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阻止得往?答案是他们都拥有无法无天的权力，除了皇帝，一切人都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拥有如此吓人的权力，答案是专制皇权。皇帝手上的权力无人敢于挑战，无人有能力挑战，当他将这种权力交给一个人时，实际上是将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交到他手中，交到忠臣手上时，国家会带来好运，如徐阶、张居正。当最高权力交到奸臣手上时，国家和人民不免要遭受灾难——北京危机——国家有倾覆之险，人民有倒悬之急。当然，最高权力由皇帝个人亲自把握时，情况也不错，好坏大概介于前两者之间。
专制皇权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北方强敌的咄咄逼人可以集中最大的能力还以颜色，如朱棣的六次北伐，横扫漠北蒙古。还表现在北京危机的解决问题上，当发生北京危机后，皇帝可以灵敏而迅速地聚集所有的力量应付近在咫尺的强敌。前三次北京危机，长则数月，短则一个月内就将强敌赶走了。这是专制的威力。但是专制的弊端还真不少，或者是他的弊端更严重。前面已有所述：专制皇权实质上造成北京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明朝衰落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其实，关于专制的弊端还远不于此，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本文限于讨论明朝的北京危机，这里就不讨论了。
转自历史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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