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宋太祖曾立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叶梦得的《避暑漫抄》、王明清的《挥塵后录》等都记载过此事。
关于宋祖的祖宗家法，王夫之的《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均有提及，可见他们也是相信的。但由于正史不载此事，所以人们又常常疑信参半。但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不杀士大夫，基本上还是符合宋代的事实的。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某些个例。比如，宋太宗就杀了一个酒后大骂朝廷的读书人。
有宋三百余年，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之高，待遇之优渥，为其他朝代所无法比肩。所以，士大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固然不大，但其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还是随处可见的。南宋以半壁江山与金、元对峙一百五十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支撑时间最久的南方王朝。当年，蒙古铁骑席卷亚欧大陆，只是在进攻南宋时才遇到了其争战史上最持久和最激烈的抵抗。以文天祥、陆秀夫等人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以百折不挠、身殉宋室的壮烈行动，回报了大宋王朝的优礼。
顾炎武曾赞叹道：“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日知录》)
从宋代士大夫身殉宋室的壮烈行动又联想到崇祯皇帝，他在煤山上吊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太监跟随他。这是不是和乃祖朱元璋刻薄读书人有点关系呢?
王夫之说：“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宋论》)他怕什么?怕武将!唐末五代百年来武将跋扈、动辄夺权篡位的血腥局面，他记忆犹新!所以，宋初皇帝们要防范武将，要重用文臣。所以，宋太祖确立了“右文抑武”、“兴文教，抑武事”、 “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在宋代，文人是统治者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反之，宋代武将的地位、权力和声名却大受贬抑。有宋一代，武将因受猜忌而所握权力极其有限，若纯粹是个武人，则更会遭到小觑。所以连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也往往要折节读书，留意斯文。
名将狄青以卓越的战功而成为仁宗朝的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却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和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韩琦以进士出身而任武职，所以也看不起军人。对此，狄青心里也非常明白。他曾对别人说过：“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引《默记》)后来，范仲淹教他读《春秋》，并告诫他：“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
狄青出征侬智高前，谏官韩绛曾上言：“狄青不能担任大任，请准以文臣助之。”当时宰相庞籍反驳说：“以往宋军屡战屡败，都是由于轻视武将。文臣不懂兵法又固执己见，根本无法指挥军队，而狄青出身军旅，若是派文臣为副帅，军令又无法贯彻。从前狄青在锜州曾任我的部属，为人 沉稳勇敢有谋略，若能将征讨侬智高的大任交付给他，他一定能不辱使命，平定乱贼。”于是仁宗下诏：此次征伐岭南的兵事，全部受狄青指挥。“以往宋军屡战屡败，都是由于轻视武将。文臣不懂兵法又固执己见，根本无法指挥军队。”庞籍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南宋初年，宋高宗之所以会自毁长城，杀害岳飞，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以外，很主要的一点就是遵循这一“祖宗家法”。宋代武人地位之低从武举考试上也能看出来。宋代武举考试主要考策论和武经七书，令许多习武之人望而却步，却有许多在进士考试中屡试不第的文人来考武举。这些文人考中后却又不愿到军队中工作，还要参加进士考试(有优待)。
宋祖确立这一家法之后，再经过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实施，武人的形象算是真正地跌落下去了。整个社会也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国人的民族性格是逐渐由“尚武”向“尚文”转变的。那么，可以说，这种转变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
有宋一代，武运的萎弱和文化的昌明很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宋史的这一特点，与宋祖右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兵制改革，虽说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但也使宋朝军队的威力大打折扣。“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当时人的评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 中考政策 | 中考状元 | 中考饮食 | 中考备考辅导 | 中考复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