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前定”的宿命论，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既然“科名前定”，举子在科举制度下显得那么被动和无能为力，便不能不转而求助于冥冥中的主宰，除此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首先是乞神。如上文已引的荆伯珍《神告传》，因乞神而能成功地将试赋时误书的“喷”改正为“焚”字，即一典型事例。又如:
余尚书靖，韶州曲江人，天圣元年(1023)第进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将求荐于天府，与一同郡进士刘某偕行。刘已四预计偕，行至洲头驿，有祠颇灵。余谓刘曰:“与足下万里图身计，盍乞灵焉。”遂率刘以楮镪、香酒祷祠下，乞梦中示以休咎。是夕，余梦神告召而谓曰:“公禄甚厚，贮于数廪，官至尚书，死于秦亭;刘某穷薄，止有禄六斗耳。”公谢而退，遂寤。其后出入清华，声望赫然，……刘某者，以累举不第，就南迁，遂摄一尉，才逾旬而卒。 [10] (卷2《余尚书》)
其次是求巫。由于人神阻隔，士子欲与神“对话”，预知科名，就不得不依靠“中介”——巫。所谓“巫”，有僧人、道士、日者、相人，以及诸般自称深谙术数者流。如:
蜀人严储者，与苏易简之父善。储之始举进士，而苏之子易简生。三日为饮局，有日者同席。储以年月询之，日者曰:“君当俟苏公之子为状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后归朝，累亦不捷。太平兴国五年(980)，果于易简榜下登第。 [14]
吕文穆蒙正少时，尝与张文定齐贤、王章惠随、钱宣靖若水、刘龙图烨同学赋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乡先生。一日，同渡水谒道士王抱一求相，……文穆对席，张、王次之，钱又次之，刘居下座。坐定，道士抚掌太息。众问所以，道士曰:“吾尝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南穷岭峤，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谓贵人，以验吾术，了不可得，岂意今日贵人尽在座中!”众惊喜。徐曰:“吕君得解及第，无人可奉压，不过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将入相三十年，富贵寿考终始。张君后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贵寿考终始。钱君可作执政，然无百日之久。刘君有执政之名，而无执政之实。”语遍及诸弟子，而遗其师。郭君忿然，以为谬妄，曰:“坐中有许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动，徐曰:“初不受馈，必欲闻之，请得徐告:后十二年，吕君出判河南府，是时君可取解。次年，虽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众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诏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预。明年，文穆廷试第一。是所谓“得解及第，无人可压”矣。后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钥之命，悉如所言。延卿连蹇场屋，至是预乡荐。 [15] (卷中)这些巫的“神通”非常之大，不仅能知人科名，而且连考题也可预知。如:
进士董之，咸平元年(998)将赴举，颇怯于公战。常歇马于信陵君庙下，忽遇秣陵进士许骥自南来，亦将求荐于府，叙话久之，许曰:“适于院见一翁，云开禄命书甚灵，盍往谒之?”二子同诣，各说其生之年甲，翁曰:“据命，二君未见食禄之期。”许戏之曰:“今年状元谁也?”翁曰:“此却知之。”遂于禄命簿后揭出一页，上画一人极肥大，被金紫，下注曰:“咸平元年状元，三十。”董、许莫能辨。又问曰:“府试题可知否?”曰:“岂惟府试，虽省试、监试皆可知。”又于簿后揭一页，上画赫日一轮，此省试赋题也。又一页亦画日一轮，曰:“国子监试题也。”二子莫测。已而收其簿入于院，后莫穷其迹。后府试《离为日赋》，监试《迎长日赋》，省试《仰之如日赋》，状元乃孙仅，最丰博，年果三十。其年二子果不利于春官。此可以见科举题目且皆前定，况得失乎?(原注:出钱希白《小说》。) [7] (卷12《董赋题》)
再次是乞“先师”。读书人以孔子为“先师”，在决定命运的科举考试中自不能忘，于是让这位死去一千数百年的古“圣人”再做好事:
宋王沂公(曾)父，虽不学问，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纸，必掇拾涤以香水。尝发愿曰:“愿我子孙以文学显。”一夕梦先圣抚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欤。恨汝已老，无可成就，当遣曾参来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状元及第，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封沂公。 [16] (卷8附《郴学大成》)
除上述外，在宋人眼里，能预兆科举吉凶的还很多，形成了民间的各种传说、信仰和风俗。如《能改斋漫录》卷11《临川王右军墨池》曰:“临川郡学，在州治之东，城隅之上。其门庭之间有池，深而不广，而旱不竭，世传以为王右军墨池。每当贡士之岁，或见墨汁点滴如泼，出于水面，则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又《祥瑞谶应》:“黄冕仲未第时，尝有魁天下之意。元丰四年(1081)，南剑州谯门一柱忽为迅雷所击，口占绝句云:‘风雷昨夜破枯株，借问天公有意无?莫是卧龙踪迹困，放开头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荐，又次年，对策为天下第一。饶之浮梁县有谶语云:‘青山圆，出状元。’邑人程尚书在上庠，累为优等，而尚未登第。尝寄诗与乡人云:‘试问青山圆也未?不应久负壮图心。’明年，公试上舍，为第一人。”又《梦粱录》卷4《解闱》:“亲朋馈送赴解士人点心，则曰‘黄甲头魁鸡’，以德物称之，是为佳谶。”
应当指出，上述事例，无论是乞神求巫，还是相信所谓佳谶吉兆，皆非偶然的个别行为，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宋代，卜祸福、占吉凶的民间巫术，势力非常强大。鲁迅先生说:“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实在巫鬼。” [17] (《中国小说史略》) 王安石曾作《卜说》，对当时的卜筮之盛进行了考察，据他估计，“逆斥人祸福”的卜者，举天下而籍之，“盖数万不啻，而汴(京师开封)不与焉;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何以此业如此兴旺?究其原因，是“以彼为能决”，能解决人们急于要解决的“惑”与“忧”。 [18] (卷70《卜说》) 对科场举子而言，最让他们“惑”与“忧”的，莫过于自己的命运和前程，故求神问卜，遂成常事，而“科名前定论”也就在这种气候下，拥有了最广大的市场，成为最为流行的社会心态。
当然，宋人也有不崇拜科名而相信自己能力的，如徐度《却扫编》卷下所记:“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青)始隶军籍。王公唱名自内出，传呼甚宠，观者如堵。狄公与侪类数人立于道傍，或叹曰:‘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穷达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顾才能如何尔。’闻者笑之。后狄公为枢密使，王公为副，适同时焉。”不过像狄青那样不靠科名，而以武功致高位的，毕竟是极个别人，既不足以改变科名在通往官场道路上的重要性，更难以影响整个社会心态。
若“前定”的命运是下第，士子们便不免失态甚至变态。刘壎《本州教授曾月崖墓表》记述一位在宋季下第的举子，入元许多年后，仍然追悔不已，死不瞑目。他为之表墓的墓主、所谓“本州教授”叫曾友龙，淳初试礼部不中，准备再试，而宋亡科废，犹琅琅吟哦，舌本流津，曰:“吾志也。”间遇曾擢第成名者，辄倾倒礼敬，曰:“吾羡也。”大德甲辰岁(八年，1304)六十九，“一日，怅然曰:‘吾试礼部时，吾与某人俱，吾赋与某人正同，然某人得之，吾竟失此一领绿衫(按:宋代赐新进士并诸科登第者绿袍)，吾遗恨也。’吾闻之流涕，盖距科废已三十年，距属纩几日耳，愤闷未平犹若此。吾故曰:可哀也。”刘感慨道:
自唐赓进士科，宋因之成俗，凡齿章缝、亲觚翰，率以词章科目为儒者之极功，而它不皇务。得之者也，于人家国正亦未知其何如;而偶失之，即愁苦怨抑，如不欲生，如学佛而臻疾证，如修仙而不遂冲举，甚至垂绝犹耿耿凄断，为终古之恨，若吾故人曾君者，诚可哀也。 [1] (卷8)
前面说过，宋代科举严重扭曲了士子的人格，而曾友龙可谓是又一典型，是“宋版”本范进式悲剧人物。确如刘所反复感叹的:“诚可哀也!”
四、“科名前定论”与宋人志怪小说
翻开宋人笔记(包括常说的“史料笔记”)，特别是小说集，上述“前定论”故事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洪迈的《夷坚志》中，可谓连篇累牍。在我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中，很早就有所谓“灵验”、“报应”之说，而在佛、道二教中，“灵验”故事成为“辅教”材料，向为善男信女喜闻乐道，深信不疑。自从有了科举，“灵验论”很自然地延伸到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领域，成为“科名前定论”;也很自然地要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志怪小说创作取材立意的丰富矿藏。
就“前定论”志怪小说的类型看，以“梦”与“神”通者为最多，如《夷坚甲志》卷4《詹烨兄第》、卷5《龚舆梦》、《汤省元》、卷7《青童送笔》等等皆是。再举《夷坚支甲志》卷7《姚迪功》为例: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时为军学生，尝谒梦于神，以卜穷达。梦己著公服设香于所居门外谢恩，觉而不晓其旨。或云:老生当受恩科而不及赴者，列门赐敕牒，以为诸州助教。于是怃然自念曰:“岂吾旦夕预贡选，而蹉跎不第，至于特奏名乎?”已而累举不登籍，遂束书归休，绝意荣路。己卯(绍兴二十九年，1159)，皇太后庆八十，霈恩锡类，姚以孙思贤，获乡荐，得迪功郎，实祗命于家门，距昔者之梦，恰五十年方验。
由本篇可概论这类故事的一般结构:先设举子梦中通“神”，“神”或给以约略可晓的谶语，或让你处于某种迷离恍惚的环境之中(如此篇)，等等。总之“神”不能说破，而谶语或环境须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然后经过人各不同的一番曲折，而结果似乎都可从“神”的指示中找到依据，也就是一一“应验”，让人顿然惊骇“神”的先知先觉，证明“前定论”的正确性。这几乎成了套数。
“前定论”志怪小说除写人、神交通外，也有社会性较强、含义深刻的。如方勺《泊宅编》卷下(三卷本)《朱晓容》，就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朱晓容“尝为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间，号容大师。后因事返初，惟工相贵人，他人虽强之使言，终非所喜，而中者亦寡”。他曾为大理寺丞致仕朱临的二子行中、久中看相，一见朱行中，“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作者写道:
是秋至京师，二朱舍开宝塔寺，(朱晓)容寓智海禅刹。相次行中预荐，明年省闱优等，惟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以答所问，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神宗良爱之。行中不知也，日与同舍蔡冲允(蹈)、丁葆光(经)围棋。……未唱名前数日，有士人通谒，……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而语曰:“某乃梁御药门客，御药特令奉报足下，卷子上已置在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入，再执棋子，手辄颤，缘宠辱交战，不能自持。冲允觉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冲允曰:“曾询梁氏所居否?”曰:“不曾。”或曰在州西，急赁马偕往，欲审其事。至梁门，日已曛，度不能返，遂复归。而行中念容，独往智海宿。容闻其来，迎门握手曰:“非晚唱名，何为来见老僧?必是得甚消息来。”行中曰:“久不相见，略来问讯尔。”师曰:“胡不实告我?冯当世未唱名时，气象亦如此。”行中知不可欺，因道梁氏之事。师甚喜，为开尊设具。……
据《泊宅编》卷上，朱行中后来典数郡，方勺是其门客，故所记当有一定的真实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学”在当时科举中的重要地位，只要能记王氏新经义，哪怕是“信笔”写答，自我感觉“极不如意”，仍能置高第，从中不难体会作者的讽刺意味，此其一。其
二，“梁御药”的预传消息，吩咐“他日幸相记”，科场内外相勾结的把戏，昭然若揭。
又如《说郛》(涵芬楼校本)卷30《隽永录》引王《来岁状元赋》，写大中祥符中西蜀二子赴省试的穷困之状道:“既得举，贫甚，干索旁郡，乃能办行。已迫岁，始发乡里，惧引保后时，穷日夜以行。至剑门张恶子庙，号英显王，其灵响震三川，过者必祷焉。二子过庙已昏晚，大风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祷于神，各占其得失，且祈梦为信。草草就庙庑下席地而寝。”贫寒举子的艰辛，千载之下仍让人鼻酸。小说接着写道:二子既祷，入夜，见一神曰:“帝命吾侪作来岁状元赋，当议题。”一神曰:“以《铸鼎象物》为题。”“既而诸神皆赋一韵，且各删润，雕改商确，又久之，遂毕，朗然诵之，曰:‘当召作状元者魂魄授之。’”二子尽记其赋，无一字忘，以为科名可得。至御试，果是《铸鼎象物赋》，二子却“懵然一字不能上口”，皆被黜。于是“二子叹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罢笔入山，不复事笔砚”。透过“神”的光环，作者为我们揭开了宋代科场的“假手”黑幕，有力者得助，而贫寒举子“命”中注定的便是落第，科名对他们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镜中花”。
另一类“前定论”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劝善”，如上引《夷坚支甲志》卷7《罗维藩》，就是叫人多积“阴德”。这里再举《夷坚支乙志》卷8《张元干梦》:
张楠，字元干，福州名士也。入太学为学录，既优列解籍，而省试不利，乃止土地祠致祷曰……。是夕，梦神来谒，语曰:“君当登科，缘比者受无名之钱四百三十几贯几百几十文，为此遭黜。楠觉而默念:身为寒士，安有是哉?时诸生从受业者闻师赴省，各随力致助，然度其数亦不能多，意其必以此故。试取记事小册逐一算计，正与神言合，贯百分文奇零不少差。然后大悟，遍以告人，使知非己之财，不可妄得如此。续以上舍赐第。
以“科名前定论”为主题的宋人志怪小说，一般篇幅不大，叙事简洁传神，其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尚待作进一步的专门研究，总的说来，它折射了宋代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真实地反映了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应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宋代科举不仅大大刺激了小说的创作(如以士子赴举为题材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而且促进了志怪小说创作的转型:小说家由唐以前热衷于搜奇猎异，描写山精水怪，转而追踪社会热点问题。这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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