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世界历史体系，有两个明显的情结在里面。一个是barbarian情结，相当于中国文化里面的“夷狄”。如果一个民族被视为barbarian那么基本就没有好话了，对他们干什么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交流越来越广以后，要政治正确了，大家都是人。但是不管日常生活还是电影里甚至严肃的史学界里透出来的那种高人一等的味道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古代文化太长太重要，世界中古代史与中国的史料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史学界，中国自古是以文明人面目出现，和希腊罗马人的西方一起记录着其它野蛮人的历史。如果不是因为中文与西人的文字体系完全不同，古代中国典籍在西方史学界的地位会更重。
还有一个是Christian情结。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就不是很关键了，必竟宗教对中国的影响很少是决定性的，最多算作中国文化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西方对宗教看得非常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千年生死大战不是闹着玩的。对西方而言，很大程度上，宗教就是文化的主体，其余是这主体的延伸。西人对蒙古人的态度是个很有意思的说明。
在一个影响很大的千年伟大人物评选中，西方人把成吉思汗选为过去一千年最伟大的人物。这表明西方人并不讨厌蒙古人。
蒙古人毫无疑问是属于barbarian的，而且还曾经攻入欧洲搞得西人非常恐怖，号称“黄祸”。但是黄祸与其说是指蒙古人，不如说是指五世纪初的阿提拉Attila the Hun。相对阿提拉举兵三四十万入侵深入到法国腹地的规模，蒙古人不过是一支小分队在西欧的东部边界搅了搅。蒙古人平了罗斯诸公国，但是也为后来的俄罗斯打下了国家基础，俄罗斯贵族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有蒙古血统，甚至于直到俄罗斯人成为沙皇以后，还曾经一度把皇位转让给金帐汗国的后裔，虽然这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与苏联人民对沙皇家族的仇恨相比，俄罗斯人对金帐汗国王室显得极其文明。既然连俄罗斯人对蒙古人的态度也不过是如此而已，就更何况西欧了。
蒙古人真正干得让西方人高兴的事是对伊斯兰各国搞的征服与屠杀。这个在中国历史书上只是一笔带过，对西方人却很重要，值得介绍一下。
《草原帝国》这本书是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写的，不错。中文译者蓝琪，里面数次提到许多蒙古重要人物是“聂思托里安教徒”，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是这个译者历史知识不好，把Nestorianism按音译硬翻成“聂思托里安教”，其实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名气不小的“景教”。这个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被正统教会认定为异端，于是在唐初传入中国，一度非常兴盛，后来唐武宗灭佛，捎带把这个也在中土灭了。但是景教又再传入西域和漠北，教士们不顾性命的传教，以至于“早在成吉思汗统一之前，大草原上已经传遍了耶稣的福音!”于是，在蒙古人兴起的时代，景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攻陷南宋首都的伯颜，就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景教本是西方人当作异端驱赶到东方来的，他们后来却又十分欣喜地提到蒙古人中的景教信徒。
事实上，景教徒在东方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成绩。由于景教的东方本土化做得很好，蒙古人中很多人都接受了景教或者在情感上同情和尊重景教，这就使他们在蒙古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进入中原的景教徒又普遍非常热心于儒家思想，甚至于成为很有学问的大儒，于是在缓和蒙汉矛盾方面景教也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后来蒙古人抛弃了景教的上帝，转而推崇藏传佛教的大喇嘛，喇嘛们不会务实工作，也搞不好与儒生们的关系，元朝后来的衰亡，与景教衰落、佛教过份昌大，有一定的关系。
这样，蒙古人对波斯以及两河中东地区的征服就带有基督教同盟的意思了。而且事实上也有迹可循。旭烈兀是郭靖义兄拖雷的儿子，蒙哥与忽必烈的弟弟，是蒙古波斯汗国的核心人物。在他领导的争战中，信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国是一个长期重要同盟。按草原帝国的说法，蒙古人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战争，可以视为十字军的一部分，而且取得的成效远大于欧洲国家。1258年，蒙军攻陷巴格达，搞了一次约十万人规模的大屠杀。对中国人仿佛也没有什么。然后对西方人，这个意义十分重大。巴格达自从伊斯教兴起500多年来一直就是穆斯林世界的“邪恶轴心”，西方督徒们恨得要死，却从来拿它没办法。然而却被蒙古人作为基督同盟攻下来了，这对伊斯兰教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本来西方世界面临伊斯兰世界的进攻，一下威胁就小多了，直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
草原帝国的作者欣喜地提到“传教士们在蒙古播下丰收的大种子”。旭烈兀与他的皇后被当时的中东基督徒们捧为“又一位君士坦丁，又一位海伦”，希望当时的中东与波斯如君士坦丁在罗马帝国做的那样，全面基督化。可是旭烈兀的孙辈们后来却搞成全面伊斯兰化了。看来在中亚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也许还没有为西方世界甚至东方世界深刻认识到。
作为流风余韵，当西方的君士坦丁堡遭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围攻时，蒙古人的影响又一次救了他们。1400初年，奥斯曼帝国与自称成吉斯汗后人的铁木尔(Tamerlane)帝国一场百万人规模的大战，大败之下英雄苏丹被俘死亡。过了五十多年奥斯曼帝国才打下了君士坦丁堡，延长了东罗马帝国五十年的寿命。
对西方而言，蒙古人大帝国的影响是正面的。正是在此时，东西方的广阔交流才成为可能。那个时代有一些旅行家到过的地方让人难以想象，既有广为人知的马可波罗，也有出生在中国跑到英格兰意大利作使者访问的人。从此西方国家开始了一场影响极深的东方探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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