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初，蒙古铁骑一路南下，临安沦陷，南宋朝廷土崩瓦解。年幼的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母亲杨太后的带领下，逃出都城，到达温州。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大将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
南宋虽然投降元朝，但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也在淮东、淮西地区进行着顽强抵抗。但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福州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足可一战，但由于主持朝政的陈宜中胆小怕事，因此小朝廷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只能四处流亡，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端宗在逃亡途中患病，四月十五日病死，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 “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不久雷州失守，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率军反攻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历史似乎注定了要选在这里翻开空前悲壮的一页。
宋军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占有优势。但张世杰此时指挥出现了严重失误，他判断蒙古人的优势是骑兵，不擅水战，必须依靠水军与之作战，因此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失误在于，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却丧失了机动性。此后张弘范率大批元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后10多天的中，宋军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当时，张世杰有个外甥在元军中，张弘范一连三次派其至宋营对张世杰劝降，张世杰说：“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义不可移耳!”。张弘范又叫囚禁中的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呼?”于是他写出了那首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张弘范看了一笑置之。张弘范没法，再派人向崖山的士民说：“你陈(宜中)丞相已去(占城)，文(天祥)丞相已执，你们还想怎样呢?”士民亦无叛者。
二月初六早晨，元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阵脚大乱，张世杰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佑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当地乡人冒死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张世杰保护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昺的死讯后，杨太后手掩胸口大哭：“我不顾生死，万里跋涉来到这里，为的是存赵氏血脉，现在已经无望了!”于是跳海身亡。元军继续派重兵追击张世杰，处于弱势的宋军且战且走。张世杰计划到占城后整顿军马，再图恢复，五月初四，船到南恩州平章港(今阳江海陵岛)遭遇台风。部下劝他登岸，他说不用了，焚香仰天拜道：“我为赵氏亦已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现又已亡，我不死，是想为赵氏存宗祀。天若不让我光复赵氏，大风吹翻吾船!”此时，风浪更大，舟覆人亡，幸存士卒为张世杰焚尸殓葬，墓今仍在海陵岛上。南宋这支残存的抵抗力量至此完全覆没。
崖山之战是灭亡南宋的最后一战，从战术层面看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对战役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在绝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不能不让人叹服。今日位于崖山南面的崖山祠，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在这里供奉有陆秀夫和张世杰的塑像，以纪念他们的忠烈。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正是在流浪小朝廷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流砥柱。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也被后世并称为“宋末三杰”。
崖山海战，是空前惨烈的一场战役，说其惨烈，更多的是体现在战役胜负已定之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然后，超过十万众的南宋军民，包括官员、士兵、妇女、百姓，不愿被残暴的蒙古政权所奴役，纷纷韬海自尽……元朝所编的宋史客观的记载了这段史实：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10万人自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了一行字，但它背后的震撼意义，令后人叹息不已。在国家命运的转折关头，从皇帝到大臣、士兵甚至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为表态。在崖山附近一个叫延安村的小村庄旁边，有一座没有碑文的坟墓，与众不同的是，墓的四周，全部是用蚝壳围砌起来的。传说这就是当年的杨太后之墓。杨太后殉国后，匆忙之间，张世杰将她葬在了这里。迫于元朝的压迫，百姓不敢为她树碑立传，只得用蚝壳为杨太后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坟墓。为了怀念这位坚贞不屈的太后，每逢四月初二杨太后诞辰日，四乡八里的百姓都会来这里祭拜，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此外，还有一些忠义之士，冒着天大的危险，将侥幸逃脱的赵氏皇族后代严密保护起来，隐姓埋名，直到元朝灭亡，他们才恢复本来姓氏，在崖门附近建立了赵氏的皇族村，并将宋代十八位皇帝的灵位永久供奉在村里的祠堂里。
南宋虽然覆没，但输得是这样的悲壮，这样有节烈之气，勇士们面对外族入侵和压迫，拼死抵抗，为争取民族生存、自尊、自卫而英勇献身，义无反顾，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崖山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崖山精神，春秋大义，鼓舞后人。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受到历代肯定，任凭沧海桑田，时代更叠，他们永被历史和人民铭记，千古流芳。正如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最后结句诗：“一代沧桑洗不尽，幸存三烈尚流芳。”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精神存在，崖山不仅仅是南宋王朝最后灭亡的遗恨之地，也从来就是人们抒发爱国情怀之地，历代政要、名人墨客、平民百姓临崖凭吊、叹息、兴感、追怀，如今又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回到本文的题目：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我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今人的努力。崖山之役，应写入教科书，告知后人，华夏当有那样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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