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严禁武人干政，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统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从总体上看，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武夫横行，长枪大剑指挥政治的历史教训，注意树立宰相、枢密使等文臣的权威，以文制武，防范武将，并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价值观向重文轻武转变，从而使得管军将帅的地位相比于五代而言发生了显而易见的下降，所谓：“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挺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1](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
不过，北宋一代，三衙的地位尽管不如五代，但亦不应作过低估计。因为北宋立国开封四战之地，“国依兵而立”[2](卷24《论国计奏事》)又与辽、西夏发生连绵不断的战争，重视将帅势所必然。三衙，作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3](卷45《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的“武臣极任”，[4](职官三二之七)其地位之重不言可知。对此，南宋学者章如愚在《群书考索》续集卷44中即准确地概括说：“是故见宰执而声揖，礼也。至其后则惟横杖矣;见两制而连骑通名，至其后则又分道矣。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
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就是三衙在北宋享有相当可观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则其待之也亦不轻”，[5](续集卷44)是当时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7](卷274)所谓“待之也亦不轻”、“事体至重”，除三衙为北宋“武臣极任”，地位居武将之首外，具体说来还大致有以下各种名目：
1.俸禄优厚。武臣俸禄之厚本属北宋俸禄制度的特点，如时人张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5](后集卷21)三衙作为“武臣极任”，当然更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倖子弟”垂涎三衙职位的原因时就说：“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耳。”[7](卷138)事实也就是如此。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请看下表。
表1 三衙(三衙俸禄基本上按照节度使、留后、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的官阶发放)与宰执俸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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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俸钱 衣赐(年匹、两) 禄粟
月贯(千) 绫 绢 绵 罗 月石
宰执 宰相、枢密使 300 40 60 100 1 100
参事政事、枢
密副使 200 20 30 50 1 100
知院事、同知
院事 200 20 30 50 1 100
签书枢密院事 150 20 30 50 1 70
三衙 节度使 400 40 200 500 10 150
节度观察留后 200 20 100 100
观察使 200 20 100 100
防御使 200 20 100 100
团练使 150 20 100 70
刺史 50 2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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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不难看出，三衙俸禄的整体水平与宰执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马、步军都副指挥使俸禄甚至在宰相之上。(注：此表主要依据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册第780至784页)《北宋元丰改制前文武官员料钱、衣赐数额表》;并参看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2.恩荫妻、子。恩荫，又称“任子”、“门荫”、“世赏”，是指朝廷根据官员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孙或亲属以官衔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荫之滥是空前的，仅名目就分为郊祀、圣节(皇帝生日)、官员致仕、官员申报遗表和临时性恩典五大类。从真宗朝开始，北宋恩荫制度趋向固定化，规定：文官自侍御史知杂事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带职员外郎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武臣从横行以上，每年荫补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8](P640)
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还有所谓“初除管军恩例”。以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挥使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补亲子或孙一人为閤职。如神宗元丰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贾裕为閤门祗候，“先是，贾逵以经画鄜”延边事得子祐閤门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挥使，以例乞除裕閤职，诏止迁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与閤职，以遣逵经画边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帅恩例，可依所奏。’”[4](职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绍兴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枢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军恩例，吏部拟申当得閤职”。閤职，乃当时易于升迁的美职，时人至有所谓“宠在閤职”之说。故宋高宗在批准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职官三二之九)的慨叹。三衙其他管军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挥使，但亦相当优厚，故真宗朝冯守信为三衙，“其弟尝欲上其子为守信子，以取高荫”。[7](卷95)此外，因职在亲近，三衙还有时常于皇帝面前请求亲属恩泽的便利条件，仁宗时不得不下诏，要求“官军臣僚非乾元节及大礼，不得非次陈乞亲属恩泽”。[7](卷136)
3.上殿奏事。仁宗朝规定：“诏殿前、马、步军，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旧例转奏外，如有非泛擘划，急速公事，在后殿祗应，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4.回朝赐宴。自真宗朝开始，三衙回朝朝见皇帝例得赐宴，据《长编》卷84记载：“镇定路都部署、步军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王能来朝。故事，节帅陛见必赐宴，掌兵者则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马军帅曹璨等皆当侍立，品秩非便。乃诏璨等悉与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
5.揖见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权重，仪制煊赫，三衙见宰相，须执礼甚恭，《文献通考》卷58《职官十二》引沈括《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但宰相也要以礼相还，如仁宗朝王曾为相，“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杨崇勋尝诣中书白事，属微雨新霁，崇勋穿泥鞹直登阶，曾颔之，不以常礼延坐”。[7](卷103)杨崇勋虽不得预坐，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礼”即通常情况下宰相是要给三衙设坐的。
6.借官马。三衙皆可借官马，罢职后也可继续留用。仁宗庆历年间以前的制度是“旧制：凡管军皆借马五匹，至罢，犹借留”，庆历八年遂：“诏群牧司，自今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落管军，各赐所借马三匹，殿前、马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匹;军都指挥使一匹。”[7](卷165)
7.得亲兵牙队。宋太祖乾德四年，开始严令殿前、侍卫诸军帅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军中骁勇者自为牙队。宋夏战争爆发后，这一政策有所松动，神宗朝就具体规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选派军兵为亲兵牙队。如元丰四年当于熙河统兵的宦官李宪要求“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挥，为臣亲兵”时，宋神宗即亲笔批复予以驳回，并说明：“所乞亲兵牙队，至管军方许，可札与李宪令知。”[7](卷313)
8.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节度使者，经郊祀后可以与现任宰相、枢密院长官一样追封三代祖先为官。如太宗朝刘廷翰为殿前都指挥使，“尝与郊祀恩，当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讳，上为撰名亲书赐之”。[10](《刘廷翰传》)神宗元丰初年，贾逵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请不俟郊赦赠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亲之志，其特听之’”。[10](《贾逵传》)
9.丧仪。北宋对三衙将帅丧仪的制度，包括：皇帝辍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挥使、保静节度使蔚昭敏卒，赠侍中。故事，罢朝一日，诏特罢二日”。[7](卷102)皇帝还时常亲临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节度使卢政卒。辍视朝，临奠之，赠开府仪同三司”。[7](卷315)追赠官职，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质、贾逵皆赠侍中;神宗朝之后，殿前都、副指挥使多得赠开府仪同三司，刘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节度使者，又可得谥号，如“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节度使彭睿卒……法当得谥”。[7](卷106)荫补子弟为官，如：“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秦凤等路副总管向宝卒，推恩外又许其家陈乞二人差遣。”[7](卷299)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属还可以借官宅操办丧事，如神宗朝规定：“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7](卷261)。
三衙地位的前后变化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经历有一个由低趋高的动态变化过程，如欧阳修《归田录》卷1记载：“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座，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南宋大学者朱熹对此事的解释“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11](卷128)堪称一语破的。
大致说来，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三衙地位显赫，石守信、王审琦等“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7](卷1)为众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及太宗、真宗两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地下降趋势。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宝元、康定之间”，一方面是“重文轻武”的政策达到顶点，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12](卷59《议战》)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13]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然而，从庆历三年“庆历新政”开始，也就是欧阳修“余作舍人”之时，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逐渐向“重文但不轻武”轻变，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即所谓“三衙渐重”。
此后，除元祐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诸帝皆有志于对外用兵，尊宠将帅在所难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如神宗朝熙宁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等言：往军器监与权判监刘奉世等会议军器。上批：“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寺监小官，岂可呼召使赴期会?尊卑倒置，理势不顺，自今止令移文定议。”[7](卷274)宋人评论此事说：“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达到了“为极品之官”[14](卷192)的顶点。像政和四年六月，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管军为武臣极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为次等，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遂诏送礼制局，“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从之”。[4](职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将帅，不能参政。”[8](P552)限制武将，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是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10](《梁周翰传》)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自梁、晋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从总体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
当然，限制将帅的参政权，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其实，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10](《张耆传》)杨崇勋，“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10](《杨崇勋传》)仁宗朝的郭承祐，“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云”;[15](《郭承祐传》)等等。
更为关键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过程当中，三衙往往也比较活跃，发挥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韩琦为“定策元勋”，但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协助宰相韩琦，对稳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动亦功不可没。
李璋，是仁宗亲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实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传》记载：“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盏二，饮韩琦及璋，如有所属。”英宗即位，时局果有不安之势，一则英宗以外藩入继，皇室内部觊觎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7](卷198注引《直笔》)北海郡王赵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属，心不平”，公开扬言：“岂有团练使(指英宗)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辈，所谓“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则军兵贪财希赏，“时禁卫或相告，乾兴故事(仁宗即位)，内给食物中有金。既而宫中果赐食，众视食中无有，纷纷以为言”，[7](卷198)军心浮动。
在这政治敏感时期，李璋没有辜负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时，进一步确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见吾山呼拜时，汝辈方得山呼。’质(实为李璋)扣殿阶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禀后，后许之。时英宗散发被面，覆以帽子。质(璋)徐缙笏拂开发，审观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注：《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李焘注引蔡氏《直笔》，并考证说：“此时殿帅乃李璋，而郝质实为马军帅，《直笔》盖误。”故据之改属李璋事。)二是否决了执政增加京城防备的拟议，史称：“帝(仁宗)崩，执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辄易。’”[10](《李璋传》)三是痛责骄兵，及时地稳定了军心，“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呼其长，谓曰：‘尔曹平居衣食县官，主上未临政已优赏，尔何功复云云，敢喧者斩!’众乃定”。对此，当时人就有将其与韩琦并列的高度评价，“时朝论称有如此宰相、殿帅，天下岂不晏然”。[7](卷198注引《直笔》)
第二，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与宰相蔡确等人合作，为确保哲宗顺利继承皇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神宗、哲宗之际，有所谓高太后“有废立之谋”(即以雍王赵颢取代哲宗)和蔡确等拥戴哲宗有“元丰受遗定策殊勋”的政治疑案出现。在日后的元祐、绍圣新、旧党争中，新党皆主此说，旧党则力辨其诬，至有《新录辨诬》、邵伯温《辨诬》之作。由于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实录》已经双方多次反覆篡改，皆非信史，完全澄清其历史真相十分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围绕着哲宗即位，当时政见相左的各派政治力量确实有过激烈的斗争，结果是以哲宗上台但由高太后摄政，双方暂时妥协而告一段落。对此，邓广铭、漆侠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诸名著中已有初步阐述，笔者拟在其基础之上另文再详细考证，这里仅概述结论，并着重分析一下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在其中的作用。
简单地说，高太后反对神宗、王安石等人行新政实由来已久，而雍王赵颢不仅是她的爱子，两人在反对新法方面更完全一致，曾联手向神宗发难，逼其罢免王安石。据《邵氏闻见录》卷3记载：“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兴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即赵颢)至太皇太后宫(即高太后)。……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神宗所言“汝自为之”，乃是引用太宗迫太祖子赵德昭自杀之语，可见对其已深有疑忌。待神宗弥留之际，赵颢先是首倡由高太后摄政，“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辅臣入问，至紫宸殿，颢乃邀于廊曰：‘上疾急，军国事当请皇太后垂帘。’辅臣愕不对”;后在高太后的默许下谋位之心日益膨胀，像“太子未建，中外汹汹。皇弟雍王颢问疾，辄穿帐径至皇太后所语，见宫嫱不避，神宗数怒目视之，颢无复忌惮”、“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争，荆王頵亦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数留禁中，頵屡牵臂引出”[7](卷352李焘注)等一类记载虽出于新党之手，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这种形势下，哲宗能否得继父位就成了一个疑问，宋神宗有鉴于此，于是有托孤于蔡确、燕达两人之举，史称：“事愈急，会确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谕确，使外托主兵官燕达等辅立，又因内侍阎守勤谕确协力早定。”蔡确，时任首相，神宗对他的评价是：“群臣皆先皇帝遗朕者，如确自小官，朕亲擢至此，必不负朕。然气弱，得人辅之乃可。”[7](卷352李焘注)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为其辅助，用意当然是希望以军力为蔡确后盾。
燕达，时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是宋神宗亲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神宗以其忠实可任，每燕见，未尝不从容”，[10](《燕达传》)他对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储前夕，待蔡确派其弟蔡硕转达神宗、蔡确之意后，当即表示：“愿尽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确)。”[7](卷352注)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对高太后、赵颢等形成了较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方接受了立哲宗为太子、由高太后摄政的折衷方案。能够争取到这一结果，对神宗为首的变法派来说，在当时不利的条件下，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燕达不仅于立哲宗为太子时以武力协助了宰相蔡确，在哲宗登基前后，为防万一，他还不顾忌讳，上奏要求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六十名中下级军官守在皇宫内东门外。史书记载：“逮神考升遐，宿卫于内东门。百官朝哺临，由垂拱殿入，皇族亲王由内东门入。(燕)达谓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于此，以备非常，万一有奸人随皇族而入，则事起不测，又岂能人人辨之。’将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当言，言之恐被罪。”达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众先，言之苟当，虽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叹之。”[7](卷353注)在燕达的请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许燕达领军校日夜于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注：如《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李焘注引《密记》曰：“三月五日燕达奏，差殿前指挥使六十人赴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奉旨依。”并考证说：“惟燕达乞守宿内东门外，前此未有也。……应是达创有陈请，非旧例也。”可见是举确实出自燕达一己之议。)燕达是举，意在防范由内东门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对哲宗不利者，对哲宗顺利即位显然意义非轻。从这个角度上讲，神宗认为他“忠实可任”确属知人善任。
第三，步军都虞候(注：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言何灌时为殿帅，但《宋史》本传无载，又当时有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楚，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何氏此时职务据《宋史》本传实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寻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何灌于徽、钦内禅之际，以武力为后盾，震慑了郓王赵楷的抢位企图。何灌，开封人，以善射著称，积军功于徽宗末年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徽、钦内禅之际，他领兵入卫。当时正是金军南下北宋国势艰难，北宋皇族本应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但由于徽宗、钦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已萌废立之意，据时人胡寅说：“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装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谮，颇曾解纷。”[16](卷27)待徽宗急于逃避金兵而禅位时，赵楷不顾大局，在宦官们的怂恿下，仍试图抢位，《宋史何灌传》记载：“帝内禅，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导者惧而退。”宋人笔记中对此事更有详细描述，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曰：“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灌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灌指剑以示曰：‘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为粉碎赵楷等抢位企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综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过程中确实发挥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专制主义政体之下，皇位新旧更迭往往是各种势力竞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时期，北宋尽管重之轻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军将帅，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挥使，作为直接握有京城禁军兵权的强有力人物，他们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
不过，北宋三衙参预皇位更替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有节、有利。有节，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为首的文臣控制之下发挥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样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出现，而且时常表现为能主动同宰相等文官执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虽然是三衙将帅的后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在北宋却几乎一次也没有发生，他们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威慑力量辅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将帅对皇位继承的适当干预，多数情况下对稳定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时的李璋、哲宗即位时的燕达、钦宗即位时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来有宋史专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为手握重兵的武将，能够在皇位更迭中发挥出上述良好作用，应该说正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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