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总的艺术特点是其散发着浓郁的写实主义的精神。写实与写意相对，前者直接描写现实的世界，后者描写臆想的时空，间接反映现实。或曰《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其实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特点是塑造典型的形象来涵括某一时代生活的本质，这在《诗经》中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其实倒是汉乐府民歌的传统。
《诗经》注重表现现实，这个传统后人谓之“风雅”，因为风诗主教化，雅诗主政治，都与现实生活联系很强。因为风雅的目的在于加强政教，所以其联系现实，不喜欢联系现实中的稀奇罕见的内容，而喜欢描写日常事物。同时，在描述中为了使吟咏的政教思想更加强烈而直感，《诗经》之风雅不喜欢叙述现实的事迹，而喜欢抒发诗人爱憎喜怒的情感。在《诗经》中，真正的叙事诗是罕见的。大多数诗篇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不过是为抒情言志提供一个舞台或者说标靶。但是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难题。就是诗歌所描写的过于平常琐细，如何能够吸引人，打动人呢?那些明清来华的传教士就经常责备《诗经》以下的中国诗枯燥乏味。
《诗经》诗歌的配乐多少弥补了一点内容的枯燥带给人的厌倦。同时就诗歌创作本身讲，避免枯燥乏味，就要把情志抒发得形象一点，婉转一点，使得读者可以根据形象追索诗人的心灵。这在《诗经》中的一般做法，就是用比兴。兴的特点是借助景物来铺垫和暗示思想，比的特点是借助他物来强化和寄托思想，这两种手法都可以使诗歌更加形象和含蓄。自《诗经》始成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常用手法，后世遂目之为比兴传统。我们可举几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郑风。遵大路》)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王风。扬之水》)
《遵大路》全篇用赋，然而大路之永长，使得分别的滋味显得更加伤感，也具有暗喻的意味。《扬之水》首句比兴兼用，用流水载不动草木，比拟内心之沉痛，自然而感人。后来李清照“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也是由此化出。《诗经》的这种传统从古至今一直影响到现代诗歌创作。如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
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这也是在描写最琐细的日常生活，但因为有了水莲花不胜凉风的比兴而有了诗意。而且在描写手法上还颇有《诗经》之致。如《卫风·硕人》形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貌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为绚”，这也是用比兴来描绘女子面颊因剎那间的娇羞所产生的红晕。
西方接受美学代表伊瑟尔曾提出创作文本应具有“召唤结构”，要在文本中留下一系列的空白和不确定的点，由读者在阅读中填补和确定，从而使读者也参与到创作中来，并为其审美的创造性感到愉悦。《诗经》的比兴传统从外形来说，与“召唤结构”很像。但是西方美学的“召唤结构”实质还是一种竞争文化的产物，她的填补可以说就是读者与作者的一场战争。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玩味作者的比兴寄托，则是为了与作者的心灵相契合，相沟通，其结果是知音关系的建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的比兴寄托，需要有丰厚的中国文化知识与生活才能追索，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诗过于平淡，这是因为我们诗人留下的空白，他们根本不知如何玩索。这是文化的差异，需要有灵敏的心思才能会通，所以辜鸿铭才说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中国人：因为法国人与中国人一样有灵敏的心。
《诗经》简介：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作品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分，北到河北省西南，东到山东，南到江汉流域。《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撰，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这种说法大致可以相信。孔子删诗这种说法见于《史记》，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仪的标准编撰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但这种说法不太可靠。《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对中国的文学史、政治、语言、甚至思想上都起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在古代，《诗经》还有政治上的作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诗经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学的先河，亦开创了中国多年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作品。
最后，我们总结起来说，《诗经》的创作精神就是追求表现现实，表现现实的日常，表现日常的情感，表现情感喜欢采用比兴，或者说兴寄。因此，《诗经》的风格也就因表现现实而充实，因表现日常而质朴，因侧重抒情而深挚，因喜欢比兴而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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