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稳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楚汉之际四年多的战乱中，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卖妻鬻子，城市人口减少，市场混乱。投机商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价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天子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有时只好乘牛车出门。
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汉高祖刘邦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此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①兵士罢归家乡。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也就是军功大小，给予田宅。他们之中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在和平安定环境中获得了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是汉初稳定农村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②命令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承认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这些恢复故爵、田宅或新获得土地的人，大多数是汉初社会中的地主。原来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按照制度，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公乘(八级爵)以上的，当时算是高爵(见爵制)。对于他们除了优先获得田宅以外，还获得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做食邑。这些新形成的军功地主，是西汉王朝的主要支柱。
③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④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⑤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汉高祖命丞相萧何取秦法加以损益，制定《九章律》，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
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功越烦，天下越乱;法禁越多，即宄越盛;兵马越众，敌人越多。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但秦朝崩溃，正是由于举措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慎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形成汉初“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的许多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无所变更。在这十五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修筑长安城，每次发民为期不过一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前191)罢省妨碍吏民的法令，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行的“挟书律”。吕后元年(前187)，又废除夷三族罪和以过误之语为妖言而加以重责的所谓“妖言令”。十五税一的田租制度和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兵役徭役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景帝二年(前155)把秦时十五(一作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文帝十三年(前167)诏免田租;景帝元年(前156)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征发一次，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归还田园，户口大规模地增长，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封国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户口繁息的迅速，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十二年一度取消过关用传(一种由官府颁发的通过关津的凭证)的制度，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农民有山泽得以渔樵，有利于生活和生产。
随着粮价的降落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侵蚀农民，使一部分农民破产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按所输多少授爵。输粟达六百石者爵上造(二级爵)，达四千石者爵五大夫(九级爵)，达万二千石者爵大庶长(十八级爵)。按照秦汉制度，爵级可以累计，高爵者可以得到相应的特权。晁错又建议，入粟输边实行后，如果边境积粟够用五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有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有所改善。
文帝统治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这对地主、商人中正在兴起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
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这个时期，官吏不滥用刑罚，断狱但责大指，不求细苛;定刑可上可下者从轻处理。
但是文景时期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大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加剧阶级矛盾。
削弱王国势力 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怀氏以及燕、赵、韩、魏之后，仍然是强大的地方势力。汉高祖把这些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这次迁徙的规模很大，据说使得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六国旧贵族和豪杰的分裂活动被控制了。
西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割据势力，这就是汉高祖在战争年代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的诸侯王。汉五年(前202)，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大体相当于六国故地。他们拥兵自重，各据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手段，来消灭异姓诸王。他首先消灭燕王臧荼，立卢绾为燕王。从六年到十二年，又接连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以无后而国除。
这时，汉高祖既没有直接控制全国的力量，又认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速亡，所以在异姓王的旧地陆续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史称同姓诸侯王。当时同姓王国有九，封地犬牙相制，每个王国都无法独树旗帜，对抗朝廷，西汉统治看起来非常牢固。汉高祖还与群臣共誓，“非刘姓不王”。大的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如齐国辖地六郡七十三县，代、吴两国各三郡五十三县，楚国三郡三十六县。与此同时，中央直辖土地不过十五郡，大体相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封国和公主“汤沐邑”。这种局面，依旧是干弱枝强。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并重申无皇帝虎符不得发兵。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集军队，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吕后统治时期，大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文帝时期同姓王的势力更加发展。贾谊在《治安策》中认为当时形势是中央弱而王国强，像肿病患者一样，肢体和指头不能屈伸。他说，天子的近属有的并无封地以为藩屏，而天子的疏属有的却拥有足以逼迫天子的实力。他认为，要使天下治安，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诸侯国小力弱，不易产生邪心，天子也便于控制。这样，天子治理天下，就能够指挥如意，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是贾谊死后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三年，用晁错之策，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就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了波及整个东方地区的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叛乱初起，汉景帝刘启诛晁错以谢吴王，但吴王并不息兵。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巩固削藩成果，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
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 秦汉之际，匈奴越过河套，向南进入蒙恬所取“河南地”。汉初，与匈奴大体上相持于今兰州、固原、横山、榆林、托克托一线的边塞。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的过程中，其封国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高祖于七年(前200)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以后，匈奴常常寇边，掳掠人畜。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备奁资，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以缓和匈奴的侵扰。娄敬说，冒顿单于在世，是汉家的女婿;死后儿子做单于，是汉家的外孙，外孙自然不敢与外祖分庭抗礼。高祖用娄敬之议，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结和亲，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
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抢走人畜，毁坏庄稼。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南下，游骑迫近长安。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文帝用晁错之议，募民迁徙塞下，垦田筑城，加强边防。晁错所倡入粟边塞者得以拜爵的办法，正是在匈奴威胁严重的时候提出来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县，越、汉杂居。秦末，秦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占据岭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王。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采用秦和汉初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他治理南越很有条理，秦时由中原谪徙岭南的居民，在战乱中得以少受损害，而越人各部彼此攻击的习俗，也大有改变，在一定的时期内起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高帝十一年(前196)，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使他“和集百越”。赵佗接受了汉朝封号，愿为藩辅。吕后统治时期，严边防之禁，不许把铜、铁、农具和母畜运往南越。赵佗反对这项政策，一度自称南越武帝，与汉朝皇帝相抗衡。他还进攻长沙国，控制闽越、西瓯，使南越成为“东西万余里”的大国。吕后派周灶率军出征南越，军未逾岭而罢。汉初汉军使用过的两幅帛制长沙国南部地区地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
文帝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避免对南越用兵。他按照赵佗的要求，罢省边界戍军，并为赵佗修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东南)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官职和赏赐。在这种情形下，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
闽越贵族无诸和摇，率部众参加过反秦起义，以后又助汉灭楚。汉初，无诸受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福州);摇受封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东瓯王、闽越王都参预了七国之乱，但景帝对他们没有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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