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晚期到战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和生产工具、技术的改进以及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现在所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镰等农具，也有斧、锛、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战国时井田制瓦解，田地不再由各家共耕，魏国有“行田”之制，即将土地分成小块，每家农民可受地百亩。其他各国也如此，除百亩之田，还有小块宅圃之地。小农对田地虽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但耕作是由五口之家的小农所独力完成，国家每年按其产量征收十一之税，故耕作可以多收多得，农民对种田有很大的积极性。另外，社会上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其中有些人因经营得法而发财致富。总之，战国时期，因为农业、手工业中个体经营的加强，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很快繁荣起来。
农业
战国时期，农具和耕作技术都有改进和提高。农具仍以耒为主，但不同于过去者是在木制的耒上套上了铁。其他如锄、铲、镰等也都是铁制的，在长江流域仍以青铜工具为多，但类型也多于以往。各地都大大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木、石、骨、蚌来制作工具的局面。云梦秦律中有“田牛”和“其以牛田”的记载，表明耕作中已使用牛，有关牛耕的具体情况在文献中记载极少，表明牛耕并不普遍。
铁农具使用的结果，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又可深耕。《孟子》、《韩非子》有“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的说法，是当时普遍推行深耕的确证。即可减轻草害和虫害。由于深耕的好处甚多，所以受到人们普遍重视。
施肥也有很大发展。《荀子》说：“多粪肥田，是夫众庶之事。”并认为田肥，就可多收谷实。“粪”，是指以水沤草或焚草为灰。当时农民于夏末芟刈杂草，俟其干后纵火以焚之，经过大雨，使田地既不长草，又起到施肥的作用。又有施种肥之法。据《周礼》记载，用不同兽骨之汁浸泡各种种子，能使作物生长得更好。
人们对人工灌溉也很重视。《庄子》中说当时有一种名为桔槔的工具，利用杠杆原理以汲水。对于小面积的灌溉颇为方便。田间则普遍修建灌溉的沟渠和水闸或堤防，以便蓄水和排水，保证农田不受旱涝之灾。另外还有大规模的人工河道或其他水利工程。魏在惠王时，曾开大沟，引黄河之水入圃田泽(今河南中牟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时，邺(今河北临漳)令史起，开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带的田地，使盐碱地变为良田。秦昭王时，蜀郡将李冰在今四川灌县修都江堰，解除了岷江的水害，并使成都大平原获得灌溉和航运之利。战国末年，秦用韩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有名的郑国渠，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钟”的良田，关中成为沃野，秦因此更加富足。这类大规模的工程，改变了某些地区的经济面貌。
随着农业经验的丰富，出现了一些有关农学的著作，如《管子》的《地员篇》就记录了许多有关辨认土壤的知识，并指出应根据土壤的情况种植适当的作物。《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是战国末农学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书中对整地保墒、间种、行种以及通风日照对作物生长的作用，适时收割的重要性等，都有精当的论述。可见当时农业正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农业的发达，使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的估计，魏国一百亩田平常年景可收一百五十石，如遇大丰收可达三百石或六百石。《孟子》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田，上者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吕氏春秋》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而不可以损”。这些话表明，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其收成除供其家庭消费外，还能养活多少不等的非农业人口，为社会上提供较过去更多的一些剩余产品，从而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劳心和劳力之间的分工。这是战国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重要物质条件。
手工业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则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 大刃、 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达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象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商业
农业、手工业分工的加强，促进了产品交换的发达。当时手工业者不耕田能得到粮食;农夫不从事手工业，也能得到布帛和陶器、铁器。
交换的频繁使许多物品都进入市场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荀子》说当时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现于中原的市场之上。商业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把出产在遥远地方的特产集中在一起。《史记》的《货殖列传》开列出市场上名目繁多的商品名称，从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到矿产品、畜牧产品等物，几乎是应有尽有。据云梦秦律，可知秦国从粟、麻、丝、牛、羊、豚、鸡、鱼到脂、胶、筋、角以及铜器、铁器，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甚至有的不动产如房舍、园圃也开始商品化，土地买卖开始出现，但不普遍。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人也转化成一种特殊商品。如《史记》在说到马、牛、羊这类牲口的同时，还提到“僮手指千”。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金属铸币开始大量使用。大约在春秋末年，晋、周等国已有青铜空首布流通于市场，以后变为小型平首布，三晋和燕都铸造这种小布。而燕、齐两国以铜刀币为主。布和刀的发行量很大，上面一般有铸地的地名，常见者有安阳、晋阳、安邑、蒲坂、高都、离石、白人、节墨等一百多个城邑名。三晋和周还铸造过圆孔圆钱。战国晚期，齐、燕则通行方孔圆钱。楚国的铜币较特殊，是仿海贝形的铜贝，俗称“蚁鼻钱”。当时除用铜币外，也以黄金为币，尤以楚为最突出。楚金币是圆形金饼或是锭形金版，上面打有郢爰、陈爰之类的戳印。中原诸国也用圆形金饼，唯数量比楚为少。战国金币在使用时可切割成小块，是与铜币不同的称量货币。各地出土的铜币、金币数量很多，多者几十枚或成百上千，表明当时已有大量的货币投入于流通。
随着商业的发达，许多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范围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市里面分成若干列，即出售货物的“市肆”。市里有国家派去的市啬夫、市掾、市者等官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收税和维持秩序。 大城邑中还开设不少的手工作坊。如在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和山东齐临淄古城遗址中发现有制陶、铜器、骨器、铸钱等作坊的遗迹。当时不少的城邑成为货物的产销中心。工商业的影响促使城邑发展。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二是城邑规模的扩大。《战国策》说战国以前，“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从这一对比中，清楚地看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明显差别。《墨子》、《孟子》等书都说当时有“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则这类大城郭比比皆是。从城市人口来看，万家之邑并非最大者，据银雀山出土的《库法》，书中指明大县为两万家，中、小县为一万五千家或一万家。则战国时大县，其人口总数当在十万左右。国都的人口更多，如齐的临淄多达七万户，人口达三十余万。《战国策》说临淄城内的大街之上，“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这里绘出都市的繁荣，有些居民过着富裕的生活。
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开始具有独立经济地位，这和以前的商人隶属于官府的情况大为不同。战国时有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据“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准则，在掌握了有利时机后，靠贱买贵卖以获取厚利。当时“言治生，祖白圭”，可见白圭的经商理论被别的商人奉为信条。商人也经营高利贷，当时称高利贷资本为“子贷金钱”，又称“倍贷”。高利贷以小生产者为其主要剥削对象。商人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后，对生产者起到支配作用。司马迁曾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富人虽无尺寸之封禄，但可与千户侯相埒，故他称这种富豪为“素封”。大商人子贡来往于各地，所到之处，君主“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极有威势的贵族也都相形见绌。在商业和利润的影响下，社会上的人都逐利不休。有些人甚至为了“利”或“财用”可以“不避刀锯之诛”，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都受到了不断的冲击。
商人靠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致富，损害了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因而不少政论家主张“重本抑末”，即对手工业、商业要采取压制或打击的策略，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农、工、商、虞，缺一不可，主张在重农的同时要保护手工业和商业，甚至提出了“农末俱利”才合乎“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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