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朝时期的陈郡谢氏家族，是仅逊色于琅琊王氏的第二大豪族。
一、谢氏家族史迹勾沉
谢氏家族祖居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家族的来源可能与周宣王时期的申伯有关。《邵思姓解》曰：陈郡谢氏，“周宣王后中伯食采于谢，因而氏焉。”这里的“周宣王后”，实为“周宣王时”之误。由于申伯当年的食邑在今南阳、唐河一带，陈郡谢氏的租居地离这里只不过几百里的路程，因此可以认为，陈郡谢氏可能是从古谢邑迁徙而来的。另据《汉书》、《后汉书》等记载，两汉时，汝南郡(治今河南上蔡西南)有名士谢廉，召陵县(今河南郾城东)有硕儒谢甄，二人的祖居地都去陈郡阳夏不远。或许，二人或二人中的一位与谢氏家族有某种血缘上的联系。
不过，谢氏家族真正有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魏齐王芳时长安典农中郎将谢缵。他当时所任的官职尽管不高，但由于掌握有人力和物力，任职的地点又是曹魏的中心之一，仍为谢氏家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此，谢缵子衡、衡子鲲、鲲弟褒等相继在魏晋时期进入仕途，不同程度地为家族赢得了声誉，并使自己的家族从—般的官宦之家演变为世代为官的世族之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晋中叶以前，谢氏像以后那样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一流世族地位还没有形成，家族成员被人轻视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正如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所说的那样：“谢氏虽为江左高门，而实自万、安兄弟其名始盛。谢褒父衡虽以儒素称，而官止国子祭酒，功业无闻。……后来太傅名德，冠绝当时，封胡、羯未，争荣竟秀，由是王、谢齐名。”
东晋中期，谢氏家族传到谢安、谢万、谢石和谢尚、谢玄、谢琰等人，亦即谢缵的曾孙和玄孙辈，是谢氏家族最为辉煌和最为荣耀的时期。当时，谢安由于超人的声誉和出色的政治才能被椎上了宰相的宝座，谢尚、谢万、谢石、谢玄、谢琰等人也各领强兵遍布方镇，谢氏家族的人几乎垄断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形成了与皇族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公元383年，由谢安坐镇京师任总指挥、谢石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任前锋都督、谢琰任辅国将军，4人联合导演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淝水之战”，创造了8万人大胜前秦25万入侵者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更使谢氏家族无限荣光。事后，谢安等4人同日封公，鼎贵无比，不仅获得了应有的奖赏，而且还使家族的一流门阀地位得以确立。
从东晋到南朝，是谢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谢氏不仅拥有在社会上排名第二的高峻门第，而且还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其优越的处境，有时连皇帝也望尘莫及。根据近人的研究表明，在东晋到南朝的200多年中(公元317~589年)，谢氏见于史传的人数就有12代、100余人。他们大多进入仕途，遍布政界和军界，发号施令，高居人上，有时还能摆布皇帝。这一时期的封建政权由晋而宋，再由宋而齐，而梁、而陈，亡国之后的帝王之家想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而他们则不受朝代的限制，可以累朝累世永远贵显。甚至一些出身寒微的开国皇帝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还把能得到谢家人主持的登极仪式作为一种荣耀，而他们有时对这种事情也不屑一顾。可见，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多么特殊。
六朝时期，谢氏家族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自己的庄园、山林和劳动人手。当时的朝廷有明文规定，在官之人都可以按官位高低占有土地、山泽和佃客，多者可以占田50顷，佃客40户，少者也可占田10顷，荫客5户。谢氏族大官多，拥有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也就多，经济实力自然雄厚。所以在晋末和南朝的时候，谢安孙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他死后10余年，至宋元嘉中(公元424—453年)，夫人东乡君去世时，就有“资财巨万，田园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就有数百人”。而谢玄曾孙灵运，在会稽始宁拥有更多的田产，其中包括两座山、水田旱田、5所果园，以及大面积的竹林菜圃。这种庞大的庄园经济，在当时世族中首屈一指。
谢氏家族还人才济济，各有所长。短短的200多年中，不仅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诗人。其中如谢安、谢玄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早已名垂青史，谢灵运、谢眺的文学成就亦为世人瞩目。谢道韫诗文俱佳，不失女中魁首;“前有封胡(谢韶) 、遏末(谢渊) ，后有览(谢览) 、举(谢举)”，亦皆族中俊秀。语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谢氏所以能累世贵显，正是他们维系着箕裘家风不坠。
所以，谢氏家族便成了众所仰望的高门大族。唐人柳芳在评论南北朝世族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这是把谢氏排在六朝贵族的第二位;南朝人纪僧真向齐武帝请求当世族，齐武帝让他去征求谢氏的意见，可见在皇帝眼中，谢氏也是世族领袖;后来侯景想与谢氏联姻，梁武帝也认为侯景家的级别不够，与谢氏所处的不是一个档次。上述这些事实无不说明，谢氏家族在当时的确处于高不可及的特殊地位。
二、从仕宦看谢氏家族政治地位的演变
谢氏家族在六朝时期所以能够持续贵显，除依靠家族成员的不懈努力以外，还利用了两个基本手段：一则“宦”，另则“婚”。前者是保持政治地位不变的根本，后者则是社会地位的可靠保证。仅就“宦”而言，不同时期的谢氏家族还有不同的特色。
(一)上升时期的仕宦特色
从谢缵在曹魏中叶为谢氏家族开基到东晋末年以前，是谢氏家族的上升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共传5代，有史可考者25人，其中有21人进入仕途。其第一代谢缵初显于仕宦后，第二代谢衡便历官博士、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太子少傅，以精通儒经、知识渊博而任皇帝、太子身边近侍，开始进入中央政界。三世谢鲲“不恂功名”，对仕宦持消极态度，担任的最高官是豫章太守，但他在社会上有极高的名声，被誉为“朝廷之望”。他的胞弟谢褒则出任了吴国内史一职，拥有着一个颇有政治、经济实权的地方职位。谢氏家族的第四代，即谢安等人所在的世代，可考的7人中有6人进入仕途，入仕的时间都在东晋建国以后。从所任官职上看，6人中有3人担任过一品高官，官位最低的1人也居五品之职。此外，6人中还大都拥有军权，其中5人有将军号，3人开府，4人出据方镇。紧接其后的第五代有11人入仕，其中最高官一品2人，最低官六品2人，有将军号者2人，1人开府，1人任职方镇。这两代人生活正东晋中叶前后，他们生机勃勃，握兵执政，在中央担任参与决策的要职，在军界出据重镇，操纵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命脉。东晋军队“北府兵”的组建和“淝水之战”的胜利也都由这两代人完成，他们几乎支撑着当时的整个东晋朝廷。
谢尚是第一个担任高级官职的谢氏家族成员。他在政界的最高职务是三品尚书仆射，在军界是二品卫将军，赠开府。他是谢鲲的长子，谢安的堂兄，一生主要从事军事活动，先后任过江州、豫州刺史，有镇西将军等军号8个，都督军事5次。
谢安是谢尚以后地位最高、名声最重的一人，实际上也是整个家族的标志。他当政时，推荐从子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军事，建立了精悍善战的“北府兵”，奠定了家族的武力基础。在淝水之战中，主要军界职务全由谢家人担任。战后，谢安进位太保，都督扬、江、徐、兖等15州军事，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谢石进为中书令，掌握朝政中枢;谢玄进号前将军，假节;谢琰也任护军将军。不久，去世后的谢安又与弟石、子琰、兄子玄同日封公，确立了绝对的政治优势。
(二)从武官到文职
从晋末到宋末近100年间，是谢氏家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是第六至七代，可考者40人，其中有30人进入仕途。在这些入仕者中，官登一品者1人，七品者2人，其余都在二至七品之间。他们中任职军旅者6人，其中1人出居方镇。
与前一时期近半数的人掌握军权相比，谢家人这时出任军职者明显减少。不仅如此，所居武职也明显变化，如6世谢裕为右卫将军、谢述为左卫将军、谢混为中领军;7世谢晦任卫将军、谢遁任冠军将军、谢弘微任右卫将军。这些军号多是虚衔，实际领兵者仅有谢混、谢晦1人。但谢混早在晋末就被宋武帝杀害，军队被吞并，谢氏所掌握的军权大部被剥夺;剩余的部分由谢晦统领，任都督荆湘等7州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兼荆州刺史。 宋文帝对他放心不下，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诈称北伐，亲率禁军西上，谢晦仓促应战，又遇手握重兵的檀道济临阵倒戈，终于兵败被乐，连其兄弟谢遁、从子世基也被斩首示众。至此，谢氏的军权全部丧失。
在文职方面，谢氏家族成员在这一时期的仕宦也不尽如人意，其特点是当官清显而不秉政，出仕变成了门户的点缀。当时的刘宋皇室一方面需要借用像谢氏家族这样高级世族的社会地位和优雅的文化素养来装点门面，但同时又怕他们与自己分权秉政，于是便设计出一批高官显爵来，专门来供养这些高级世族。谢氏第六代中的谢澹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人。他是谢安的嫡孙，宋初任太尉、太保、特进等显职，官位之高无以复加，但却设有任何事功，仅是主持过宋武帝的登基仪式而已。这正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的那样，谢氏“在晋宋掸让革命中，起了为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用”。
(三)拯救家族地位的努力
从宋末到陈，谢氏的8代至14代共29人走上仕途。他们中最高官一品1人，最低官八品1人，任上品官11人，占全部仕宦人数的39%。
谢家人在这一时期担任的上品官，计有侍中、散骑、中书监令和东宫官属。侍中和散骑的地位在宋代以后继续下降，最后成为“终非华胄所悦”的闲散之职。中书监令的权力则落入位卑权重的中书舍人手中。谢家人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没有一人担任过这种官职，这就意味着谢氏与军国政权的距离越来越远。至于秩重望清的东宫官职，尽管是当时贵族普遍看好的职位，但仍然没有什么实权。
由于谢氏家族的当官之人远离了权力中枢，势必引起家族地位的下降。在宋齐时期，谢氏担任三品以上高官的仅有2人，至陈朝中叶以后则无1人出任高官。因为官位降低，谢氏见于史籍的人数也迅速减少，至陈朝末年时，整个家族中只剩下谢贞1人，所担任的也只是六品官。在他去世时，膝下仅有一个6岁的小儿，“鲜兄弟，无他子孙”，不得不托孤于族子谢凯，而谢凯又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所以到陈朝末年，谢氏由于家族成员少，近亲中又没有强有力的人物，已经下降为孤寒之族。甚至在陈始兴王陈叔陵发掘作为谢氏标志的谢安墓时，族中竟无一人出面干预，其势力之弱于此可见。
为了拯救急剧下降的家族地位，谢氏也有人作过一些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仕宦上，如出任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中正官等，但这也毕竟是力不从心的了。
总之，仕宦作为谢氏家族维持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谢氏的上升期和保持期的确起过不少作用，但在南朝中叶以后，由于当官不典政，仕宦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谢氏在没有仕宦而来的权力、武力、财力作后盾的情况下，仅凭既成的社会地位苦苦支撑，其前途也只有走向衰亡一条路。
三、从婚姻看谢氏家族社会地位的变更
与仕宦相同，婚姻也是谢氏家族保持家族地位的主要手段。它的作用表现在社会上。通过严格身份等级界限、仅与那些与自己家族地位不相上下的家族通婚、与皇室联姻、与同乡贵族联姻、与大族世代婚姻、与自己宗教信仰一致的世族联姻等途径，保证自己的血统高贵，这便是谢氏家族婚姻的主要特色。
(一)从容奠定的婚姻基础
谢氏家族的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谢鲲娶中山刘氏女，妻父不明。中山刘氏是魏晋间著名大族，其中的1人便是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晋太尉刘琨。他们贵显的历史早于谢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襄陵贾氏、琅邪王氏等联姻，共同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谢氏一开始就能进入这个高级的婚姻圈中，说明其婚姻基础的建立是牢固的。
谢氏家族在谢鲲以后的婚姻个案，可考知者明显多了起来。在谢安一辈人中，2人娶太原王氏，2人娶同郡袁氏，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邪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邪王氏7，太原王氏2，同郡袁氏、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颖川庾氏2，这些也无一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联系的越来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础也随之奠定。
综合研究谢氏家族早期的婚姻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婚姻特点除注意与那些是自己同乡的家族通婚和在联姻时注意宗教信仰以外，还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和“亲上加亲”。如在谢玄这辈人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族，其余通婚的殷、庾、郗等家也是著名世族。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和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女嫁同郡殷浩从弟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谢玄女嫁袁质子湛，湛妹嫁玄从子重，等等，这些都是上述性质婚姻中的典型事例。
至于谢氏家族与皇室间的通婚事例，据日本矢野主税《改订魏晋百官世系表》一书统计，两晋时期还没有一例。这一事实说明，谢氏家族由于门户新成，社会地位还不巩固，因此还没有得到两晋皇室的认可。
(二)婚姻作用于家势的途径
历史发展到刘宋时期，由于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较东晋中叶有所下降，因此，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起来。活动在刘宋时期的谢氏家族成员，主要是谢缵的六、七世孙。他们的婚姻见于史传者，计有刘宋宗室6例、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2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l例，郡望末明曹氏1例。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说明政治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婚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是双方互为利用的结果。如在刘宋皇室一方，由于当初来自南下流民的中下层，其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招募来的兵丁，其后因为军功才成为灭晋建宋的统治者。正因为有这样低微的出身，其建立政权后的突出问题便是提高社会地位，缩短与名宗大族之间的距离。其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联姻高门。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立国方针，即为了能够与大族联姻，连驸马是否有才能也不用考虑，可见，他们为了提高家族地位，与大族联姻的欲望是相当强烈的。
在谢氏一方，由于军权的相继失去和对政权的操纵能力越来越低，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不得不寻求政治靠山，而与皇室联姻正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这种愿望。正如当时史书所说的那样，“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谢氏所需要的正是这些。从此，以政治利益作为婚姻的主要条件，也就成了谢氏婚姻中的突出特点。
至于前一时期谢氏婚姻中所反映的几个特点，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大。如身份内婚制仍在维持，婚家中除皇室外都是世族。早在东晋末年，势倾朝野的卞范之主动提出要把女儿嫁给谢方明，方明始终没有答应，就是因为他出身低贱的缘故。
(三)衰落时期的婚姻特色
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其在婚姻上也有反映。在谢缵的8～13代孙中，婚姻可考者15宗，其中彭城刘氏、琅邪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邪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未明关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100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谢氏家族的衰落有关。如《南史·谢脁传》载，梁武帝初以女适脁子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脁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书说谢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总之，谢氏家族的婚姻从西晋时期开始以来，如同它的家族发展史和家族成员仕宦的发展历程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当时谢家人的婚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伺等密切。
四、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研究
所谓本体文化，即只与谢氏一族有关的文化现象，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今试以分别探讨之。
(一)谢氏家族的宗族风貌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四、谢氏家族对世族文化的贡献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不仅是一个政治、社会大族，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大族，其在思想、文学、诗歌、宗教、绘画等领域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许多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试分述如下。
(一)东山风度与玄学家风
东晋初年以后，以谢安等人为代表的各界名士经常游处于东山会稽一带，“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开创了一种世人瞩目的文化风气，亦即享誉后世的“东山风度”。其实，东山风度的核心是祟尚虚无玄远，是包括谢氏家族在内的名宗大族最为推崇的一种精神时尚。早在西晋末年，谢氏家族的谢鲲就已成为谈玄名士，曾被有天下士人领袖之称的王澄“惟收谢长史可与言”，谢安也评价他“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这其中虽有过誉成份，但也表明他在当时玄学家中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此后，整个谢氏家族便在他的带动下成为玄学世家，出现了谢安、谢万、谢玄、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等一大批长于玄谈的风流俊士，最终形成以玄学传家的家风族风。这种风气，也正是世族文化的象征。
(二)谢灵运、谢脁等人的文学成就
众所周知，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是一个文学大族，族中的谢灵运、谢朓是当时文学运动的主将，也是“山水诗”和“永明体诗”的代表人物。其中谢灵运与当时擅写田园诗的陶渊明齐名，人称“陶谢”。他喜爱自然，加之具有超人的天赋和丰富的阅历，为诗观察入微，笔法细腻，用语富丽而精巧。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等，无不“称性而出，达情务尽”，如出水芙蓉，自然可爱。钟嵘《诗品》评价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所以，每当他有新诗写出，“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土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谢脁的贡献也在诗歌方面。他不仅长于山水诗的写作，而且在作诗时重视声律和辞藻的运用，善于熔铸和剪裁。他的诗辞句秀丽，音律和美，带有一种清新的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十分类似唐人的绝句，因此对唐代诗人王维、盂浩然等人影响至深，既使是有“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一生低首谢宜城”。
由于谢灵运、谢脁二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巨大，后人把他们并称为“二谢”。的确，他们确为谢氏、也为时代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们笔下，山川有意，草木多情，—派生机盎然的图画。人们通过欣赏他的诗，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激发对生活的热爱。后人把谢灵运称为山水派祖师，把谢脁称为唐诗鼻祖，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三)谢赫和他的绘画理论
南朝萧齐时期，谢氏家族中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他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代表着当时绘画界的最高水平。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思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时竟新”，具有高超的写生技巧。他的作品，曾有《安期先生图》和《晋明帝步辇图》等传世。
在多年绘画实践的基础上。谢赫还编撰了《古画品录》一卷。他在书中除把此前的27位画家分作6品并加以评论外，还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他对绘画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整套绘画理论。如他十分重视绘画所反映主题的重要性，认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意思是画家的作品必须具有正确向上的主题，使欣赏的人从中受到教益。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又提出了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内容的6项准则，亦称“绘画六法”。这“六法”既是绘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又是绘画批评的6条标准。由于其价值独到，所以自他提出以后，—直受历代画家和评论鉴赏家的推崇和重视，对后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人郭若虚曾在《图画见闻志》中把“六法”椎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这种评价是很能说明他绘画理论的真正价值的。
(四)独树一帜的佛教理论和佛经翻译思想
谢氏家族大约在进入南朝以后，宗教信仰基本上完成了由道教世家向佛教世家的转变，—批佛教信徒和佛教理论家也随之产生。在这些人中，最有建树的是谢灵运。他的佛教思想和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在佛教思想上，谢灵运主张化解佛教与玄学、儒学之间的矛盾，在《与诸道人辩宗论》中提出了折衷佛、儒的全新观点，认为“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极”，应当“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这种把儒家作圣之功和佛家顿悟思想相结合、用佛理充实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论点，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当代学者汤用彤所说的那样，由于谢灵运这种新论点的提出，“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
在翻译理论上，由于谢灵运有长于道观、精通梵文的自身优势，“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他曾与刘宋著名高僧慧睿探讨梵文佛经中词句的含义，后来慧睿就根据这些探讨的问题编成了《八十四音训叙》一书。另据唐人慧均所编《大乘四论玄义记》载，谢灵运在精通梵语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反语成字”的翻译规律，其中涉及到中外音韵方面的双重问题。书中又称：“谢灵运亡，诸经胡字，前后谁说，莫能是正，历代所滞，永不能解。”这里把谢灵运的去世当成佛经翻译界的一大损失，甚至认为许多疑难问题从此永远不能解决，虽然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谢灵运所具有的真实地位和影响。
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②，十三年正月死。《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①，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②。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
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③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孙恩兵起，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④加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①，这是谢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发挥作用还须一段发育时间。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文帝为了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但是《通鉴》元嘉二十八年说：“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②这又说明宋文帝的皇权政治，还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为自己的拐杖。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
关于陈郡谢氏，史学界曾注意到一个显著的问题，即谢氏人物被孙恩起义群众杀戮的，比其它士族门户都多。谢氏被杀人物之著名者，计有谢安之子谢琰，谢琰之子谢肇、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谢奕之女谢道韫，几与其夫王凝之同死会稽。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孙恩与长期执政的东晋门阀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还有孙恩与谢氏的特殊矛盾。谢氏是孙恩起事之时影响最大的一家门阀士族。孙恩起事，首先是反对当权的司马元显，同时也特别仇视其时最有影响的士族谢氏。谢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在三吴扩展，也较其它门阀士族要显著一些。所以谢氏人物或居家或为官在三吴者，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首当其冲。
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及《晋书》卷七九《谢邈传》，孙恩起兵地点原拟在以谢邈为太守的吴兴郡而不是以王凝之为内史的会稽郡。孙恩曾为谢邈门下客的从者，往来于吴兴郡中，熟悉谢邈及谢氏家族情况。吴兴起兵因故不果，始改会稽，但谢氏人物死于孙恩之役者，仍以吴兴郡为多。
孙恩起事以后，主要的战场对手，一个是以徐州刺史督吴兴、义兴两郡军事，后来又以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的谢琰，谢琰不久即被孙恩军杀死;另一个是统领北府兵的刘牢之，而北府兵与谢氏家族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孙恩与谢氏家族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的一个原因。
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治的机会，也较其它家族为多。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说来，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所以自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当权以后，以迄刘宋之间，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比其它高门都要多，计有谢混、谢晦、谢灵运、谢综、谢约等人，其中谢混是谢琰之子，谢灵运是谢玄之孙。联系到农民暴动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的事实，不能不认为其中有共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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