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首著名的《赤壁》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中感叹的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曹操兵败赤壁的故事。建安十五年冬天，曹操在封地邺城城墙上起造铜雀台，三年后，又在铜雀台的两侧陆续建筑了金虎台和冰井台。杜牧在诗中，把铜雀台描绘成曹操的金屋藏娇之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它的更重要的军事功能。实际上，铜雀、金虎、冰井三台，是邺城城防工事的构成部分。三台加上周边的其它设施，使邺城成为一座攻守兼备的军事堡垒。曹魏之后，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此建都。直至公元580年，北周丞相杨坚下令迁走全城的居民，纵火焚毁城内的建筑物之前，邺城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本文不拟细述三台和邺城的兴衰史，仅探索曹操为什么把三台的主台命名为铜雀台。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里介绍铜雀台时道：“却说曹操於金光处，掘出一铜雀，问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庆之。乃即日破土断木，烧瓦磨砖，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此说毫无根据，却提示了罗贯中在构思三国故事时，也思考过铜雀台名字的出处问题，只是不得其解，才虚拟出这段情节来。铜雀台名字的由来，古诗《歌》提供了一条线索：
长安城西双员阙，上有一双铜雀。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在长安西郊上林苑里营造建章宫，双圆阙是建章宫的一组建筑物。古代王侯的府邸，为了炫耀权势，在大门的两侧建有成双的塔楼，称做“阙”。汉阙的顶上，常常有鸟形的装饰物。双圆阙是夹着建章宫北宫门的两座塔楼，塔楼的顶上，安装有一对铜铸的凤凰，就是古诗《歌》中的铜雀。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形容双圆阙高高耸立在空中，有如海边屹起的一对山峰。稍后的古藉给出具体的数字：双圆阙“高二十五丈”，铜凤凰“高丈余”。西汉一尺相当於今天公制的23.2厘米，换算下来，阙楼加上铜雀，总高度超过六十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有无可能性建造这样高的建筑物，有待建筑学家们的论证。公元26年，赤眉军撤离长安城时，放火焚烧了城内外的皇家宫苑，建章宫成为一片焦土，双圆阙被毁。
双圆阙焚毁后一百八十四年，曹操在邺城城墙上筑起了以“铜雀”为名的高台。与双圆阙不同，铜雀台上并没有安装铜雀。建安文人，包括曹氏父子，在诗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铜雀台上有铜雀。西晋左思的《魏都赋》，铺陈了邺城的山川、物产、宫苑、市里，在述及三台时，仅以“三台列峙以峥嵘”一句话带过。记载邺城最为详细的现存古藉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在介绍三台时仅说：“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也没有说铜雀台上有铜雀;在述叙后赵君主石虎翻修铜雀台时，才说“又作铜雀於楼巅，舒翼若飞”，这已经是公元336年，后赵迁都邺城以后的事情了。后世许多著作引用《水经注》的这一段文字时，不细分三国时期的铜雀台和十六国时期的铜雀台，使读者形成铜雀台上始终都有铜雀的错觉。曹操没有在铜雀台上安装铜雀，很可能是受到礼法制度的约束。汉人衣帽、车乘的式样、颜色和附加装饰物都要求与使用者的身份相称，在《后汉书》舆服志里有详尽的记述。对建筑物也有类似的规定，有《后汉书》皇甫嵩传为证：“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有关的条文则已经失传。当时曹操官居丞相，封爵是武平侯，还没有进位到魏王，也许还没有资格在建筑物顶部用凤凰当装饰物。
铜雀台台名中的铜雀与双圆阙顶上的铜雀，会不会名同而质异，仅仅是文字上偶然的的巧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铜雀”的象征性含意。古诗《歌》说，铜雀“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指示铜雀和农业生产有密切的联系。另有七首古诗强烈支持这一点，本文仅录两首。一首是北齐魏收的五言排律《喜雨诗》：
霞晖染刻栋，础润上雕楹。神山千叶照，仙草百花荣。泻溜高斋响，添池曲岸平。滴下如珠落，波回类璧成。气调登万里，年和欣百灵。定知丹甑出，何须铜雀鸣。
天保九年(公元558年)，久旱无雨，北齐皇帝高洋到邺城郊外的西门豹祠求雨，但还是晴空万里，不见一丝云彩。高洋勃然大怒，下令平了西门豹的祠堂，挖了西门豹的坟墓。魏收这首诗可能写作於这一年旱情解除之后某次大雨骤息的时候，其时斜阳返照，满天云霞光辉灿烂。诗中的“丹甑”是传说中的祥端，国君有德时才出现。魏收在诗中吹捧高洋，说圣上有德，丹甑出现，不再需要铜雀鸣叫，也会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登，这里作丰收解)。可见，铜雀鸣叫能带来丰收。同年秋天，高洋征调三十万工匠，为时三年的翻修三台的工程最后完成。翻修后的铜雀、金兽(后赵时为避石虎的讳，金虎台已经改名为金兽台)、冰井三台分别改名为金凤、圣应和崇光。魏收事先知道铜雀台要改名，所以诗中才敢说“何须铜雀鸣”。
另一首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宋祁的七律《岁稔务闲因美成都繁富》：
岷峨俗美汉条宽，野实呈秋照露寒。卖剑得牛人息盗，乞浆逢酒里余欢。锦波濯彩霞湔浦，磑浪催轮雪沸滩。告稔不须腾驿奏，自应铜爵报长安。
诗中，“岷峨”指岷山和峨眉山，都在四川境内，诗人用来泛称蜀地。“汉条”指与秦律比较相对宽松的汉律，宋儒提倡以“汉条”结合礼教治理国家。宋祁创作这首诗时正在成都，担任西南边境益州的行政长官，白天处理政务，晚上红烛高烧，在莺莺燕燕环绕中刊修《唐书》。按照惯例，每年秋收之后，地方首长要将收成的好坏写成奏折，通过驿站飞报皇帝。这一年正逢四川丰收(稔，即丰收)，宋祁到成都郊外探访民情。他看到姑娘们在清亮的溪水里漂洗新织的蜀锦，溪边水力磨坊的飞轮在浪花里忙碌地转动。走得渴了讨水喝，老乡却端出酒来招待他;主人还告诉他，家里兵器都已卖了，买了耕牛。宋祁在高兴之余写作了这首诗，说铜雀(铜爵)在长安鸣叫，不需要宋某报告，官家也知道今年的收成一定不错。
另外五首没有细录的诗是：南梁简文帝萧纲的《和藉田诗》(写作於公元531-550年之间)、北齐裴让之的《公馆宴酬南使徐陵诗》(公元549年)、唐朝刘禹锡的《太和戊申岁大有年诏赐百僚出城观秋稼谨书盛事以俟采诗者》(公元828年)、北宋胡宿的《和原甫侍读从幸后苑观稻之什》(公元1060年)，以及宋祁的另一首诗《赐禁中所种稻米》(写作年代难以确定)。在这五首诗中，依次有“鳐鱼显嘉瑞，铜雀应丰年”、“岁稔鸣铜雀，兵戢坐金人”、“长安铜雀鸣，秋稼与云平”、“玉虬乘暇日，铜雀报丰年”、“中天铜雀长鸣罢，清籞滮池告稔初”的句子。在八首诗里面，只有古诗《歌》是全文歌咏铜雀的，其它的七首都把铜雀鸣叫当做丰收的典故使用。每个典故后面，通常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人们在使用某个典故时，略提一下代表该典故的关键词，读者就能联想到完整的故事。铜雀典故后面一定有一个长安双圆阙上的铜雀与丰收有关的神话传说，可惜详细情节已经失传。古诗《歌》也可能是其它七首诗中铜雀典故的源头，但这首诗仅描述了铜雀鸣叫促使五谷生长和成熟，缺乏最后收获的部分。无论如何，这八首诗，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铜雀鸣叫象征着丰收，长安建章宫双圆阙上的那对铜雀，曾是古代代表丰收的吉祥物。
铜雀台正建造在中国历史上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年代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长期军阀混战加上频繁的天灾，致使农业经济彻底崩溃。一度最富饶的关中地区，粮价曾高达谷一斛(合今天的二十公升)五十万钱。在这种形势下，粮食成为左右各路诸侯势力消长的战略性资源。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与吕布在濮阳会战，两军缠斗了一百余天，在胜负末决之前，双方都因缺粮而自动撤军。战后，曹操忍痛裁减了部分新召募的兵员和新任命的官吏。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押送汉献帝与文武百官从洛阳迁都许昌的途中，粮食吃尽，全军不得不以干桑椹充饥。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在割据的地盘里实行屯田制以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以后统一北方的基础。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打赢了统一北方过程中的关键性战役-官渡之战。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他的致胜之道是反复袭击对方的军需车队，促使袁绍的主力部队因粮饷不继而销蚀战斗力。从切身体验中，曹操必然认识到，要想称霸中原，有粮食不一定行，没有粮食则是万万不行。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他取用铜雀的吉祥含意，命名正在建造的高台以祈求农作物丰收，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然而合情合理的不一定就是真实发生过的。许多历史事件，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却偏偏发生了。要说双圆阙上的铜雀就是铜雀台名字中铜雀的本尊，还需要直接的证据。要寻找这样的证据，古诗《歌》乃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这首诗收录在多种古藉里，包括不著撰人的《三辅黄图》、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成书於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和李善注释的《文选》、北宋李昉等的《太平御览》和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及明朝冯惟讷的《古诗纪》。《三辅黄图》没有给出诗作者，其它古藉都说诗作者是魏文帝曹丕。《三辅黄图》面世的年代很早，曹魏时的如淳和西晋时的晋灼注释《汉书》时，都引用过《三辅黄图》的记述，说明古本《三辅黄图》至迟在曹魏时已经出现。但陈直先生对现存的《三辅黄图》进行了逐段逐句的考据，辨认出大量来自魏晋以后南北朝和隋唐文献的内容，因此认为，今本《三辅黄图》是后人经过三阶段补缀而成，最后成书的年代不早於中唐。古诗《歌》收录在《三辅黄图》的建章宫条下，从上下文内容判断，不像是后来增补的，而更可能是古本原有的。假设这首诗是曹魏时期古本《三辅黄图》原有的，正与其它古藉中这首诗的作者是曹丕的说法一致。
如果古诗《歌》的作者确实是曹丕，说明双圆阙上铜雀的神话传说，至迟在汉末已经在民间流传。以曹操和曹丕的密切关系，曹操也会知道铜雀是代表丰收的吉祥物，他在命名铜雀台时，很有可能取用了铜雀的象征性意义。但是，这首诗是否真的是曹丕所作，还有疑问。逯钦立先生撰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陈直先生笺注的《三辅黄图校正》，都把这首诗归於曹丕名下，语气却透着几分犹豫。问题出在《三辅黄图》这部书，它虽经后人“增乱”(清代学者廖寅语)，历史却最为久远;它收入了这首诗，却没有给出作者的名字。以后的诸多文献都说是曹丕所作，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退一步说，即使诗的作者真的是曹丕，古诗《歌》也仅是一条孤证，并且不是直接的证据。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曾有过长安建章宫双圆阙上铜雀的鸣叫能带来丰收的传说(证据确凿)，这个传说在南北朝时一度十分流行(有南梁萧纲，北齐裴让之和魏收的诗为证，证据确凿)，这个传说在汉末三国鼎立前已经成形(古诗《歌》是一条有疑问的孤证)，曹操命名铜雀台时，可能取用了铜雀的吉祥意义(缺乏直接的证据)。
双圆阙和铜雀台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层建筑物，前者建造在汉帝国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后者落成於“千里无鸡鸣”的大饥荒年代里。双圆阙上铜凤凰的金影曾在碧空中飘逸若飞，发人遐思，而铜雀台则使横刀立马於漳河大堤上的石勒、慕容们仰视不已，惊叹“三台之固”，必欲据之而后快。弹指间二千年过去，两组建筑物的地面部分早已经片瓦无存。上世纪中期，长安建章宫和邺城三台的遗址都已经勘探确定。将来在这二片遗址发掘以后，从出土文物中，或许能找到肯定或否定双圆阙与铜雀台之间联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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