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史回顾篇

　　岳巍

　　在我们这场“异地高考”的大讨论中，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的高考史，这对我们厘清是否应该尽快打破“异地高考”的森严壁垒，能起到个“备份的”白皮书作用。

　　1949年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这场变革却并未严重影响当时的高等教育。各高校沿袭了解放军开进北平城之前的单独招考办法。

　　1952年的8月15日至17日，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

　　而全国统一的高校招生制度在当时几乎是中国的独创，因为即便是“苏联老大哥”都没有这样的制度，等到完成了建政初期的一系列对社会以及经济的“改造”之后，几乎经济模式在中国全面建立，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这项制度则与计划经济体制不谋而合。统一招生考试便固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1966年。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1966年进入了异常混乱的时期，在那段日后被称为浩劫的时光中，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高考，高校也不再招生。后期的推荐入学使得原本依靠成绩高低的录取指标转而变为考察出身高低，基于“平权”的制度设计最终却为“不平等”加冕。就这样一直过了10年，直到邓小平复出。

　　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是570万，录取了27万人，这个仅有4.7%的录取率让人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之后，高考在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残酷的笑话就是杭州西湖每年高考结束分数公布的那几天都会挂上类似于“高考失利不可怕，失去生命才可怕”之类的横幅提醒没能如愿以偿的考生们珍惜生命。

　　这种劝说显然苍白无力，对于参加高考的人们来说，绝大多数是抱着通过这次考试能够改变未来的目的走进考场，这表现考试来临之前的所有时间，几乎是从一出生，他们就在为这一天准备着。他们不敢游玩，不敢谈恋爱，不敢看与考试无关的书。

　　高考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这样重要，重要到近乎于一种义务，一般而言，人人都要参加高考，这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当然这种仪式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含义，曾经它是这个国家诸多不平等中最为平等的一种选择机会。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最不坏的制度，高考提供的是一种相对平等的机会，让分数说话，不过，人们慢慢发现，当分数遇到户籍壁垒，便仓皇败下阵来。

　　当关于高考存废的争论逐渐冷却，高考制度并因此进行了一些或成功或失败或暂时看不出成功失败的改变时，人们发现，这项被人们寄予借此实现平等的制度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而变得孱弱无力，甚至会反噬他们的平等权利。

　　人们必须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对于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来说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人口的大范围以及快速流动，使得太多的人们离开了自己的生身之地，在很多时候他们与那片地方的单薄的情感联系除了亲人就只有一张名为“户口簿”的蓝色的纸。人们向大城市汇集，占据了那些地方从高到低的各种工作职位，但是作为并未拥有那座城市的户籍的外来者，他们总会遇到同样的麻烦，他们的子女跟他们一同在这个城市生活，他们的子女在这个城市接受教育，但是却必须回到原籍去参加高考，来完成那个近乎于成人礼的仪式。

　　这个原本象征平等的仪式已经变成了新的不平等的温床，即便不提高考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单单看看因为地域而造成的录取分数差就能让人心头一紧，京沪两市的考生考入当地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省市的考生，尽管这些高校都是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或者说他们是全国人民的高校，因为在北京、上海就应该分配多点名额给两地考生的说法明显没有任何依据。

　　但是现实就是如此。尽管很多异常“冷静”的评论人士将争取实现异地高考的人士的动机归结为“主要是为占分数差”的便宜，尽管很多异常“狂热”的异地人士将定期聚集在京沪两地教育局门前要求实现异地高考的家长们成为“异闹”。那些自认为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人们百折不弯地进行着每周一次的聚集，除此之外，他们的私下聚会更多，话题只有一个，让我的孩子不需要回原籍参加考试。(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