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时事热点汇总

　　近些年来，几乎每逢新学年、新学期开始，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都会有减轻学生负担的文件通知下达，而且规定越来越从概要性、指导性的原则趋向于细致、具体、量化：比如限定了中小学生的最早到校时间，比如明确中小学校招生只许“面谈”不许考、不能与奥数竞赛成绩挂钩等等。仅就文件规定而言，三令五申，在减负这个话题上，绝非虚夸。

　　这样越来越严厉、具体的规定要求，究竟有没有收效?站在学校乃至教育的外围看，难免会感到失望。举目望去，绝大多数背着与幼嫩的年龄、身体不相称的沉重大书包，将大量时间花在课桌前，埋头进行背诵、运算、抄写，对窗外的春光、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却日渐隔膜，一个个天真活泼、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对教育变得麻木不仁、厌学，乃至将人生打上了无聊的戳印。

　　仔细打量，我们还是能发现教育改革带来的新鲜变化。比如，对于科技创新、素质教育的重视，正在让一些学校开始走出了惟读书、惟分数的单一评价体系;明智些的父母开始将更多时间花在培养孩子全面素质上，更注重孩子的兴趣发展、对社会的了解;中国社会的开放与财富的积累，也开始有条件，让相当一部分90后、00后们，有了更好的人生起点、更丰富的经历、更广阔的视野、更自由的选择。

　　减负的种种新规没有如教育部门以及家长们所愿，立竿见影地产生实效，首要原因在我们无法改变的庞大人口基数造成的就业、竞争压力，以及压力带来的社会焦虑与急功近利心态。功利心让我们急于求成，让面向全体国民的大众基础教育更像是旨在筛选精英、争夺名校或高级就业岗位的淘汰赛。鼓励学生、孩子抢跑，“不输在起跑线上”成了甚嚣尘上的教育理念，以违背孩子天性与成长规律的大量重复性训练取胜，也成了普遍现象。学校减负，有时甚至会直接引来社会商业性补习机构的补偿式大发展。

　　教育的变革急不得慢不得，最重要的是认准了目标持之以恒地向前走。如此，教育改革措施才会更有说服力，更能获得更多家长支持，缓解社会焦虑。

　　各路弹眼落睛的新闻，忽然让人想起辜鸿铭那几句描述，“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中国人拥有“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可如今，这君子之风到哪里去了呢?

　　衣食足似乎未必知礼仪，或许“不患寡而患不均”道出要害。很多人自认弱势群体，怀着极大的不满与火气，谁都欠着我……而戾气之源，或因“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公平正义的局部稀缺，一些体制性的暴力与准暴力行为在传播中走向泛化，如暴力强拆、暴力执法以及个别官员的失当行为，成了某种负面示范。社会矛盾堆叠累积，一些地方戾气深重，哪怕只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都会横刀相向。

　　如果互相多看几眼，就会发现你我彼此之间是多么相似。一样的自认“弱势”、一样的一触即跳、一样的不容自身利益有些许受损……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评说法国人，“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仿佛成了一种恐慌，每个人都胶着愤怒于“别人”的特权，同时又对特权心向往之，一旦得不到，则把戾气四处泼洒，不在意是否伤及无辜。甚至有些施暴者和受害者，在另外的情境下，可能就会互换一个位置。

　　化解戾气，固然政府是首要责任人，要在法制环境、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但对每一个人而言，体制的缺陷、官员的失范、他人的堕落，并不是我们将基本道德和文明素养弃若敝屣的理由和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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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8年基尼系数曾高达0.491，2012年回落至0.474。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参考值，首次晒出基尼系数，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国基尼系数处于0.47到0.49区间，不能算低。尽管有人基于一般发达国家的薪酬制度、收入结构和社会福利体系所设的标准，把0.4作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同时对基尼系数到底有多高还存在争议，但正视和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该提上日程。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做了不少工作。完善医保社保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民生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一系列有力的惠民举措，遏制了基尼系数走高的态势。但是更要看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相当复杂，“提低、扩中、限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这样一个案例发人深思。日前，在广州市政协分组讨论会上，针对环卫工薪水低问题，有关部门表示，环卫工的工资怎么涨，能否实现同工同酬，因目前没有上位法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因为制度不完善，所以很“难办”，类似困境在收入分配领域并不少见。比如，在一些地方，工资集体协商因为没有平衡劳资关系的制度配套，又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实际上陷入空转，未能发挥维护一线职工权益的作用。

　　现实问题说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目前的难点是，“提低”，上位法难以提供法律支持;“扩中”，缺乏配套的财税制度;“限高”，还需要有更完善的政策措施。因此，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关键点和突破口，都在优化顶层设计、增加制度供给，以实现综合治理。正如党的十八大指出的，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工资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而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尼系数都在0.5上下徘徊。面对前车之鉴，我们更应增强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以积极态度和谨慎政策加以探讨和解决。

　　当基尼系数不再神秘，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新的破题。只有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这应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丢肾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与反思，详情请看本文“2016年时事热点：丢肾事件”由出国留学网公务员考试网整理而出！

　　去年6月，安徽宿州居民刘永伟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胸腔手术，数月后在多家医院检查均被告知“右肾缺如”。“我做胸腔手术，右肾怎么会失踪呢?”当事医生的解释是可能萎缩了，而且是在一天时间内瞬间萎缩的。刘永伟带着疑问踏上寻肾之旅，但大半年过去了，无论是医生医院，还是相关部门，都没有给他一个答案。

　　一场手术之后，右肾莫名失踪，这是怎样一种惊悚?“意外”发生得莫名其妙，解释也来得荒诞不羁。当事医生所谓“肾可能萎缩了”之说，不仅毫无说服力可言，甚至带有一丝黑色幽默的冷酷色彩。时至今日，在各方轮番推诿之后，一起疑似“医疗事故”，仍远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于是，诚如我们所看到的，刘永伟的寻肾之旅，一路走下来是何其沉重、艰辛而卑微。

　　直到现在，受害者刘永伟，显然不曾得到应有的公平对待。从现实表现来看，当地医院、派出所、医管部门等各方，无一不是将刘永伟视作“麻烦”，能拒则拒、能推则推。甚至于，在大半年过后，连对这一“丢肾事件”该如何定性，都尚且还没有定论。谁也不能说清，这到底是算医患纠纷、刑事伤害，或是医疗事故? 虽然在多番努力后，徐州医患纠纷调解中心终于予以立案，但相关调查仍是毫无进展。

　　回溯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公众想必会震惊于其间显而易见的怠慢与低效。相关职能部门迟迟不愿正视刘永伟的合理诉求、不愿给予其积极回应，无异于是在纵容和包庇一起“大概率的医疗事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出于维护当地医疗系统声誉的考量。可以想见，在主管部门、医院、医生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面前，刘永伟个体所遭遇的不幸，实在很容易就被选择性忽视。

　　然而，对于“丢肾事件”的敷衍塞责，很可能让当地付出沉重代价。如今的状况是，涉事医生依旧在岗在职，相关医院和科室照常运作，此般做法可谓风险重重：一则是技术风险、安全风险，让那些未必称职的医护人员继续工作，难保不会再造祸端;再者则是道德风险、伦理风险，嫌疑未被澄清、污点尚未洗净却依旧我行我素，难免会给人以不负责任、“拿生命当儿戏”之感。

　　医疗手术，毕竟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因其知识的封闭性，常人很难评判一起“手术”的对错。但是，面对刘永伟的遭遇，面对人所周知的“荒唐结果”，我们还是有理由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对生命和权利的尊重，理应超越一切。刘永伟丢失的“右肾”，终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既是对受害者负责，也是当地医疗系统自我释疑、自我证明、自我净化的必须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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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时政热点话题：欢乐颂

　　根据这则招聘通知，经综合考核合格的，办理正式聘用手续、签订劳动合同，薪金为2000多元，并为被录用人员办理社会劳动统筹及进行考核奖励。

　　今年招聘专职反扒队员7人，为“亚青会”做好安保准备

　　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刑警大队刑警胡志强告诉记者，随着南京地铁的兴建和完善，在客流量增加的同时，地铁内扒窃犯罪案件数量也在上升。为了对扒窃行为进行管控，南京在2009年即开始打造专职地铁反扒队伍，满编人数为30人。

　　根据招聘简章，这些专职的反扒队员需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及思想品行，年龄在18周岁至40周岁的男性，具备相应的文化及身体素质，复员退伍军人、各类警校毕业未就业人员及有专业特长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2009年首次招聘启事发出后，共有400多人报名，最终录用了16人。随后几年，根据实际需要又陆续招聘。”胡志强介绍，今年计划招聘7人，6月上旬招聘通知发出后，现在已有50多人报名;目前已有7人通过初步面试筛选，他们将进入下一环节的体能测试、体检和政审，录用后将在民警带领下开展打击、防范违法犯罪活动，协助民警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等工作，为即将到来的“亚青会”做好地铁安保准备。

　　据介绍，南京自2009年成立了专职地铁反扒队伍以来，每年处理地铁内扒窃违法犯罪嫌疑人70名左右，地铁安保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正式聘用签署劳动合同，报名者更看重“职业正义感”

　　据了解，和前两年通过电视及报纸刊登招聘信息不同，从去年起，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开始尝试通过微博招聘。“考虑到微博是年轻人的聚集地，而且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我们希望这次招聘能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该分局一位负责人说。

　　根据招聘公告，通过综合考核合格，将给予办理正式聘用手续，按照《劳动法》和有关用工规定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含考核、伙食补贴等2000多元，并为被录用人员办理社会劳动统筹，为其办理“五险”及意外伤害险。为提高工作积极性，用人单位将根据被录用人员的实际工作绩效，另给予一定的考核奖励。

　　“微博招聘通知发出后，很多人前来咨询或报名。”胡志强告诉记者，目前来咨询或报名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冲着这份职业的正义感来的。

　　家住南京马群附近的小高，今年24岁，刚从部队退伍不久。有一天在乘车时，他亲眼目睹了小偷行窃，立即上前阻止。“我当时感到很气愤，心想一定要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严惩。现在，机会来了。”小高说，看到招聘通知，心中的正义感油然而生，再加上还给正式聘用手续，在父母、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他报了名，目前已经顺利通过初步面试，下星期将进入到体能测试的环节。

　　据介绍，这些专职反扒队员录用后，还将进行短期培训、跟班实习，在经过3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将正式成为南京的“地下守护者”。

　　4月6日，河北沧县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邓连军环保局党组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环保局局长职务，提交县人大常委会。此前，邓连军针对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村红色井水事件，用“水煮红小豆”来解释，引发专家、网民炮轰，被网友冠名“红豆局长”。

　　【解析】

　　我们看到“红豆局长”被免，让我们感到现在行政不力而惩处的效力实在是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小朱庄的环境污染就此终结，更不能停止追问当地政府监管排污不力的失职之责，相应的责任追究，绝不是“红豆局长”一人承担得了的。

　　问题分析

　　一是政绩观念严重扭曲。在扭曲的发展观、政绩观、价值观、利益观的驱使下，一些政府部门的责任意识淡化了。红色的水让人触目惊心，更让人心惊的是当地环保部门的态度。这不仅是在糊弄媒体和公众的生活常识，更是是责任的严重缺失。

　　二是相关官员环保意识严重淡薄，缺乏最低的人性思考，导致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在一些地方、少数官员那里，环保成了喊在嘴中、行在文里、挂在墙上的“摆设”，使得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非但没有得到关停并转，反而经过乔装改扮后又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落地投产”，甚至还大开“绿灯”。

　　三是企业、地方政府及官员之间的利益驱使。由于化工企业、污染企业能够给地方财政带来收益，能够为地方官员捞取政治资本，因此常常被一些急功近利、追名逐利的官员当作舍不得丢弃的“鸡肋”。

　　建议措施

　　一是以人为本，环境优先，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中之要、重中之重。关于环保和食品安全的问题，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二是加大监管，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不负责，就必须被问责。政府应当铁腕执法、铁面问责。我们认为首先要让地方党委政府依法行政、敬畏法律。决不允许当遇到一些突发事件、责任事故的时候，在问责的问题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三是提升全民参与度，使环境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责任。不论是污染的状况，还是治理和处置的效果，都要公开、透明，让公众、媒体能够充分、有效地加以监督，这也是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来硬化企业和政府的责任，也可以增强人们自身的防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