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绩
广州“中考新政”引发强烈民意反弹，历时一月欲断难断。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在上周的座谈会上坦承，上级有政策，市民有诉求，两头都有压力，正在争取看能否在指标上有松动，但“取消政策可能性不是太大，不敢指望。” 作为一项公共决策，以“指标到校”为核心的广州“中考新政”掀起如此大的风波或许出乎教育部门预料。虽然政策走势尚无定论，但事件的来龙去脉已发人深省。在此事件中，自始至终的焦点在于中考新政被指“突袭”。对家长提出“指标到校”应设缓冲期等意见，教育部门最初强硬表态“执行上级指示是要坚持的”，“不影响实施的时间”。眼见风波不止，转而承认新措施“在行之有愿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不能贸然作断”。这已暴露出“新政”的制定确有不周之处。
应该说，国家和省设定以“指标到校”缓解择校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大方向没有错，执行上级政策也理所应当。事实上，来自各界“反对派”的观点并没有否定这一原则，而是质疑到了中考“临界点”才改变示范高中优质学位全面公平竞争的“评选规则”，会给部分人制造不公平。很简单，家长要求的不过是中考政策的“预知”，并如取消部分高考加分政策一样设有缓冲期。
追根溯源，不难看出“中考新政”所以引发风波在于忽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没有容纳各利益方的博弈。虽然“指标到校”2009年就开始研究，但调研细节及实施时间表一直秘而不宣，直至将问题在座谈会上托底，仍难以回避家长代表驳斥的“你们酝酿很久，但对我们家长来说却很突然。”“你们思考了多久很重要，我们什么时候知道也很重要。”如此诉求合情合理。中考“班车”半路改道，“乘客”当然有权反对。
可以设想，如果几年前政策制定部门就敞开门进行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准确掌握和掂量各种意见及可能引发的震荡，最终出台的中考新政又何来如此剧烈的风波?如果教育部门不是机械地以“执行上级指示”等强硬表态回应家长诉求及舆论质疑，又何以造成风波升级?
从执政角度看，大凡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皆应有充足时间进行广纳民意民智的讨论和意见征集，而不能“闭门造车”，以期将政策可能带来的震荡降至最低乃至完全消除。毫无疑问，中考新政影响面广，属重大公共决策的范畴。其决策应当遵循民主决策的程序，细节设计更应当审慎而为。
如今，有关中考新政的争议欲断难断，呈现骑虎难下之势。教育部门召开家长代表等座谈会，补上“磋商讨论”这一课，各方意见应当得到真正的尊重。而不能如以往某些公共决策争议一样，讨论、征求意见只是走“程序”，政府部门既定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是公众所不愿再见到的。
眼下，虽有示范高中学位“指标”分配和降分录取标准或下调的预期，但若政策立即实施的关键事项不变，显然难掩决策程序原有的弊病。即便强硬推行，也必然留下话柄。须正视的是，“指标到校”还不能说是完全缓解择校热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灵丹妙药。如果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未从根本上消除，示范高中的择校问题依然允许“正常”存在，“指标到校”就只是治标之计。从“中考新政”风波中可以看到，加快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才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治本之策，而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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