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尽早

　　2018年司法考试即将开始，出国留学网在这里为考生们整理了2018年司法考试案例分析，希望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考试资讯，请关注本网站的及时更新哦。

　　2018年司法考试案例分析：未缴社保应尽早及时反映

　　[案情介绍]2017年4月某日，汪某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A旅行社有限公司，称其自2016年7月1日起在A公司工作，但A公司未按规定为其缴纳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并提供了与A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汪某要求A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依法受理了汪某的投诉，按照程序指派监察员上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经查，A公司是一家规模比较小的旅行社，没有考勤制度，没有专门的财务人员，工资支付比较混乱，均由负责人直接向员工发放现金，工资签收凭证也没有统一保管，最终只能找到部分月份的签收凭证。A公司负责人承认确实没有为汪某缴纳社会保险，但辩称当初是汪某要求把公司应当缴纳的那部分社会保险法折现的。因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不甚了解，该负责人就同意了汪某的要求。监察员向汪某核实了上述情况，汪某也承认了社会保险费折现的事实。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监察员向A公司发出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于30日内补缴汪某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的社会保险，并向社会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发出委托协办函。A公司在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按要求为汪某办理了补缴手续。

　　当监察员认为本案可以告一段落时，却接到市信访办与该案相关的一个信访通知。原来，汪某因子女就读办理本市居住证遇到阻碍后，遂通过信访渠道要求予以解决。因汪某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是补缴的，不符合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六个月且不能补缴这一办理居住证条件。由于汪某曾主动要求公司将社会保险费折现，并非完全由于公司原因导致其社会保险没有及时缴纳，市信访办等部门经过讨论，告知汪某可以在符合条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居住证办理。

　　[案件分析]根据《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等规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对于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也可以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反映，相关部门会依法予以查处。

　　在劳动保障监察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者由劳动者另外出具承诺书，表明双方同意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将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钱款发给劳动者。这种约定是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而且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中还有一部分要进入社会统筹，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也直接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劳动者也无权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费，上述条款即便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也不能改变其违法的性质。因此，这些条款不但不能生效、从而免除用人单位相关责任，反而应当予以制止、纠正。本案中，汪某自2016年7月进入A公司工作，虽然双方达成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合意，但该约定明显违法，A公司必须为汪某补缴社会保险。

　　目前，越来越多的资格条件与社会保险费缴纳挂钩，而且有的明确规定不能临时突击补缴。如根据《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办法》，持证人因未正常缴纳本市社会保险费而补缴的，不能作为相关项目的积分依据。因此，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此提醒劳动者，一方面...

　　出国留学网为您整理了《时政热点：法治国家应尽早破除“公判大会”陋习》，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在这里提前预祝考生们都能取得好成绩!

时政热点：法治国家应尽早破除“公判大会”陋习

　　12月16日，广东陆丰东海镇体育广场上召开了一场宣判大会，对杀人、抢劫、涉毒的12名犯罪分子公开宣判。其中10人被判死刑并经最高法死刑复核核准，宣判后被押赴刑场，立即执行。现场视频显示，宣判大会引来众多群众围观。(12月18日澎湃新闻)

　　所谓“公开宣判大会”，顾名思义，就是将被告人押赴到公共空间，在众多民众的围观下对被告人进行宣判。这样的“公开宣判大会”近年来屡有发生，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屡见不鲜。但仔细推敲，“公开宣判大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是背道相驰的，其并不具有存在的社会价值。

　　一方面，“公开宣判大会”有悖于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法治精神，触及司法底线。毫无疑问，人权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在法治国家，无论是被告人，还是犯罪分子，都应享有人权。而在“公开宣判大会”中，法警押解被告人入场并进行示众的行为，无异于给被告人附加了一项“羞辱刑”。这种“羞辱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反而会对被告人造成人格上的羞辱，甚至精神损害。这是一种精神暴力，是对被告人的隐私权和人格权等基本人权的漠视，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

　　在社会生活中，其实存在一类与“公开宣判大会”极为相似的案例，而且这种案例也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例如，《信息时报》2016年4月9日的一篇报道——“偷超市物品，他被挂牌游街”，再如南充新闻网2017年2月20日一篇标题为“女子偷东西被逮，胸前挂‘我是小偷’示众”的报道。在这类案件中，普通公民对小偷同样施加了不合法的“羞辱刑”。对此，司法机关的态度无一例外，俱认定该行为侵犯了小偷的人格权等基本人权。

　　可以看到，普通公民给他人强加“羞辱刑”是违法的，那么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强加给罪犯的“羞辱刑”难道是合法的吗?同样性质的附加刑罚，自然应该产生相同性质的法律后果。如果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认为“公开宣判大会”是合法性行为，必然存在双重标准问题，司法机关的威信力、行政机关的公信力都将会受到严重打击。

　　另一方面，“公开宣判大会”并不能带来理想的社会效果。政府或法院召开“公开宣判大会”的目的，无非是在“惩治一小批”的同时，“警示一大批”“教育一大批”，即通过“公开宣判大会”的召开，震慑民众，并进行普法宣传。而随着建设“法治国家”的推进，法律知识日渐深入人心，司法审判愈加公开透明，“公开宣判大会”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相反，“公开宣判大会”还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社会效果。最常见的即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服刑结束后，更加难以融入社会。而“公开宣判大会”带来的最恶劣的社会效果，莫过于扩增且激化了来自于社会众人的“异样眼光”。而承受着“异样眼光”的人，除了犯罪分子，还有他们的亲属家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被告人的亲属家人的人格利益。尤其是对于未成年家属来说，社会上的“异样眼光”会严重影响其健康成长。

　　或许在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眼里，“公开宣判大会”是“政绩斐然”的表现，是“地方特色”的象征，但究其根本，其与我们倡导的“公正法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法治要向前，破除“公开宣判大会”这一陋习势在必行。

　　文/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