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留学日记

　　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英国文学博士的颜同学这样描述剑桥的美：向晚的剑桥，云絮如淡墨在泛黄的绢帛上晕开，墨晕深处，却似浸过水的蛋白石，透散出清澄的光泽。

　　一下午的雨，将城郊洗得清冷、幽静，鸟啭悠悠传入窗棂，唤起那随季节流转的希望。五月的剑桥，偶尔还透着冰寒，但古老的学院与石砌的街墙之间，却漾散着属于春季的微妙芬芳，预示万物的复苏。

　　从城市南缘的皇后学院宿舍到市街中心，是一系列的花开与花谢。

　　剑桥学者平素埋首案牍、寻访天地古今之知识，不同的时空背景，如油彩一般，层层交迭在学院的深处;而平凡的花草，却记载着季节的递嬗，将学者从时空的涡旋中拉回美丽的现实。

　　时间，一直随剑河流动着，轻轻地、冷冷地。微风一拂，柳枝上无数的碧绿星点，便散落在草原和河面上，将野花和倒影都染上薄薄一层鲜绿色。

　　水仙花的季节已经告终，宿舍旁的小路上，木兰花依然栖在枝头上，如同一盏又一盏的宝莲灯，极其丰茂饱满。远望窗外，四处都是垂蕤的绿叶与茂盛的繁花，而天边那三两棵枯树，哪一天也会重新被上绿衣吧。

　　再望向窗外，那如淡墨的云絮逐渐显出玫瑰色的光晕，黑夜就要降临剑桥了。

　　在剑桥求学接近一年了。回望过去几年，从桃园大溪小镇到台北读书，远赴马祖服役，旅居苏格兰研究文学，再到英格兰古城攻读博士，不仅是身体的漂泊，也是思想的浪游。

　　这之间，难免有“无根的浮萍”的感慨，却总能在生活周遭不起眼的野花、野草中找到精神的支柱。

　　读过的文字，会随时间淡忘、消失，甚至变质;那些曾经与我擦身而过的花草、树木却在记忆里扎根，除了保有原初的姿态、色泽与气味之外，更随年岁的增长而涵容不同的意义。

　　不论是大溪武德殿的落羽松，头寮山里的油桐花，台北温州公园旁的加罗林鱼木，台湾大学文学院前的茄苳，南竿仁爱村的油菊，苏格兰的蓟与石楠花，或是剑桥的木兰与水仙，这些花草、树木既是记忆的图腾，也是生命中各个阶段的参照点。

　　当一花、一木在记忆中苏醒，随之重现的，是特定时间截面上早已冷却的情感、褪色的思绪，和远去人们的身影。

　　每当思索植物在人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总会想起英格兰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这位“乡野诗人”(the Peasant Poet)在1832年迁离原乡，写下动人的诗篇〈迁徙〉(‘The Flitting’)，追忆家乡的荒原、荆豆花、鼹鼠丘，还有穿过石楠花和川续断草丛、广布于荒野之中的野兔踪迹。

　　原稿的末段诗节中，克莱尔预言，当万般繁华落尽时，那些低贱的野草将依旧挺立。

　　克莱尔历经农村的变迁、世事的改易，与精神的癫狂，对于自然界微琐的景物，却始终无限依恋。

　　或许，透过回忆平凡的野花、杂草，诗人能再一次抓紧过往真实的经验以及原始的情丝，从而于时空的流变之中追寻稳定的意义。

　　如同克莱尔，我一直都在远方，也一直都在故乡，正因为漂流的途中，有着许多与花草的邂逅。不同的花草，伴随迥异的回忆，却都能让我放缓步伐、回望过往，并重新展望内心的原乡。

　　再望向窗外，那如淡墨的云絮逐渐显出玫瑰色的光晕，黑夜就要降临剑桥了。

　　老朋友从台北捎来信息，叹道“春光熹微于彼，于此却已是夏阳娇艳了”，倒提醒了我春光之中的剑桥是...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文学硕士郑同学，二十二岁，讨厌阴天，喜欢能大口大口呼吸阳光的日子。可是……她却爱上了伦敦。

　　如果我的人生最终是一部纪录片，咔!这一声就是北京T3的画面切换到希思罗机场的声音，而这一季最珍贵的回忆，是伦敦的天气：

　　变幻莫测，让人哭笑不得，有时候想揪着衣领质问它为什么还不给我晴天，有时候又醉在它织出的傍晚迷蒙的雨帘中。雾都?她可远不止这些。

　　被贴上标签的“伦敦天气”像玻璃橱窗里的模特，你一眼看过去，会立刻判断出今天它的装扮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型。就好像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最先看到的，总是落地窗作画框，圈出的那一小块方形的天空。

　　通常它是沉沉的苍白一片，或者有两三片被朝霞染上颜色的天空但正在被大块的乌云吞食着，于是你断定今天是个坏天气，窝在家里也比出门好。

　　但是，很少有人发现，它其实是冷面藏在人群里的佳人，假如你有幸注意到她，跟随着她，就会发现，她在某个街角的驻足，在某间小屋门口的倚望，每一处的停留，都有不同的美。所以，我所经历的一个典型的阴雨天，是这样的：

　　早上推开门，天空覆盖下灰白的一片，我却像掉进了一潭清澈的湖水，大口呼吸，清醒异常，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伦敦早晨，简洁、灰白调子，没时间多想就和人群一起涌进地下tube的世界。

　　中午课上到一半，天空开始蠢蠢欲动，这一半的天空还是雾蒙蒙一片，那一半已经开始慢慢沉淀出了渐变色的分层，最下面是透亮的淡蓝色，越往上面越蓝的像梵高画里的彩色天空。可太阳还没来得及挤破乌云钻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四点，天渐渐暗了下了。

　　晚上从图书馆出来，才发现又下起了小雨，被雨水倒映的伦敦夜色就更美了，恍惚间好像载着大卫·考坡菲的马车碾过湿漉漉的地面。这不是一个只会淅淅沥沥的城市，而是雨丝绒绒的包围着你，和归家的你，一起细细回忆这变化的一天的城市。

　　如果不出门，我所知道的伦敦天气永远只是落地窗里的风景画，而真正的它，却藏在这座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在落雪的特拉法加广场，在归家的DLR轻轨上，在诺丁山的街角，在一个散步去查令街的雨天，也在傍晚狄更斯笔下的小酒馆昏黄的灯光下……

　　我平躺在那里，盯着白色天花板上那个15寸黑色屏幕上正循环播放的英国各地风景。

　　这个平板电视的目的是为了舒缓气氛，而我满脑子想的却是逃跑：如果我此时不在这里而在屏幕上任何一个地方该有多么好。

　　我力图忽略屏幕旁那稍有些晃眼的手术灯，但却忽略不掉占据着左1/3视野的金发护士的大玻璃面罩，和右1/3视野里那个医生鼻子上的眼镜式放大镜：是的，我是在牙科诊所里看牙。

　　有幸或者不幸的，我对英国牙医还颇有了解。

　　第一次“测试”英国口腔保健系统还是我在伦敦读博士的时候，那时候长智齿发炎，第一次体会牙疼睡不着觉是什么感觉。

　　打电话给学校附近的牙科，门诊已经约到了两周后，不过听说我急性发炎，牙医临时在中午帮我加了10分钟的约。

　　那次让我特感激，早上还昏昏沉沉的我，下午就在大英博物馆旁边的冰激凌店大肆饕餮啦!后来在英国不同城市的经历也不差，一般1-2周就可以看到医生。

　　我经历的几个牙医还都很有个性。上面提到的这个伦敦牙医诊室是“文艺范儿”的，那里总开着收音机，轻音乐为主的地方台，老牙医一边修牙还一边对插播的新闻做些风趣点评。

　　我挺喜欢那台收音机的，它转移焦虑的作用大概只有躺在牙医椅上的人才理解。

　　当然，这得是和牙医意见基本相似的情况下，不然干张着嘴巴，却无法提出异议，也是件闹心的事。

　　我认识第二个牙医是在博士毕业之后，我的智齿又出了麻烦，最后拔掉了。

　　可以想象，那是一次比较“暴力”的治疗，偏偏这个牙医是“战地记者型”，一边治疗一边实况转播：“哎呦!居然这么大的洞啊!嚯!这牙根不好办呐!”气氛渲染得十分真切。

　　虽然那个牙医长得特别帅，我后来再没敢找过他。

　　第三个牙医是到了坎特伯雷之后需要接受根管治疗，这个医生是“科普型”的。

　　配合每一个步骤，他都会用优雅的口气准确地解释他在做什么，背后的医学道理是什么，比如：“好的，我们下面要用双氧水及次氯钠冲洗，这是为了清除根管内组织碎屑，避免细菌滋生。”

　　我躺在那里只恨自己不会灵魂出窍，不然如果可以俯看医生操作的话，也许这一次治疗之后，我也成了半个牙医呢。

　　虽然我打心底里恐惧牙医，即便是想象一下那小钻头的声音都浑身的鸡皮疙瘩，但作为社会学学者，我还得力挺一下牙科。

　　因为我曾在网上看到过把社会学比作“社会科学里的牙科”的说法，这个比喻其实挺有道理：

　　不仅两个学科都名声可怜，而且和其姊妹职业相比(如经济学，临床医学)，社会学和牙科同样是计较那些小问题，尤其是那些顿痛一段时间后貌似可以自我修复的小问题，而且两个学科都直击那些人们自以为可以在社交中遮掩的缺陷，都试图让他人能关注那些他们宁愿忽视的事情。

　　正在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谢同学，在英国留学三年，遇到了不少新鲜事，给自己的留学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一面。

　　在国内英文课上，我们都被这样教导，在西方，年龄属于个人隐私，询问别人的年龄是一件不礼貌的行为。

　　然而，在英国读书生活的3年里，我却经常被外国人问年龄，这使我既惊讶又迷惑，却又甚感好笑。

　　第一次飞向英国，我独自乘机到达曼城机场。学校派了一个英国男子接我，高个、红脸、秃头。见面聊天不久，他就直接问我一句“How old are you?”。

　　我愣了一下，咦，英国人不是不问年龄吗?对于年龄之事，本人并不太忌讳，因此，我诚实地说了自己的年龄。

　　我想，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说法，来而不往非礼也，就问他多大了?此时，这位先生却不太愿说出自己的年龄。这是英国给我的第一个惊讶。

　　到达学校，办理了手续后，住进宿舍。室友是两个德国女生。她们是交换生，来英国学英语。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们为人处世有礼严谨，细致周到。有空时，我们会一起出去游玩。

　　那时，恰好是春末夏初，英国的乡村红花绿树，风光如诗如画。一天，我们一起闲聊，她们问我“How old are you ?”。哦，还是这个问题，不过，我没有了第一次那样惊讶，同样地，我诚实回答。

　　然后，我回问她们同一个问题，她们就有点不情愿地回答了。我心里有点好笑，怎么这外国人对别人的年龄都这么感兴趣呢?

　　不久，我到一家由英国人开的餐厅打工，一起打工的还有一些英国本地学生和爱尔兰人。我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又问我多大了。

　　平常，他们相互间也会询问各自的年龄，谈论和年龄大小有关的事。看来，年龄这回事并不见得是个很大的忌讳，至少，在年轻一辈的英国人眼里， 年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到英国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德国女生回国，我也搬到其他宿舍住，继续我的留学生活。室友中有英国人，也有来自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

　　彼此认识了一段时间后，她们都爱问"How old are you?"。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了。对此，我也不再觉得惊讶和奇怪，只是一件平常事。

　　后来，陆续听到一些中国学生说，他们认识的外国人也很喜欢问年龄。对外国人来说，年龄是不太好谈的话题，但相处久了，熟悉了，问问也无妨。或许，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相互了解的开始。

　　生活方式

　　留学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异国文化对女留学生们的生活方式有何影响?

　　赵同学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研究生

　　我非常喜欢伦敦的戏剧文化，特别是先锋剧场。看戏是我学习生活之外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英式下午茶，彻底改变了我对喝茶这件事的看法。作为中国人，我在欣赏外国文化的同时也会乐意向友人介绍并分享中国文化。

　　邹同学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

　　在国外自理能力会强些，尤其是国外宿舍有厨房，所以需要自己做饭以及处理许多事情。某些文化我还是不能融合进去，比如周边一些同学喜欢去夜店，我就不太喜欢。我觉得国外留学的平台更大些，尤其在比较好的大学读书，学业上的抱负也更大。这里宗教的气氛也比较浓厚，认识的基督徒们都比较友善，我也有参加过一些团契活动。

　　彭同学 剑桥大学博士生

　　我来英国比较早，所以我觉得在文化方面我结合得还不错。我从大一以来一直有实习和工作经验;相比依赖家人和朋友帮忙处理问题的同龄女生，我认为自己更加独立自主。不过传统观念我还是有的，这可能与家庭教育有关，虽然身在他乡，但是我每天都会和妈妈通电话。

　　独立与竞争

　　海外留学独立奋斗有相当的竞争，关于读书与工作，女留学生们有何感受?

　　郑同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生

　　英国跟国内落差比较大，这跟语言有关系，来英国才觉得自己英语不够用，对我来说是挑战。一方面语言压力比较大，一方面又要在压力下学习。最大的压力来自自己，总会希望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我的竞争对手其实就是以前的自己。

　　曾同学 伦敦时装学院本科生

　　由于学生签证只能工作20小时，加上学业负担，所以在英国的工作竞争就显得更加激烈。我觉得国际学生需要在各个方面加强自身能力，尤其是工作经验。念书时积累的工作经验能够让简历看起来更加丰富多彩。

　　王同学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研究生

　　竞争方面要看学校和环境，好的学校竞争会强一些。我认为没有特别吃力的地方。第一年来的时候比较迷茫，但适应以后就没问题了。主要是看个人状态——就是生活有目标，要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

　　廉同学 美国阿斯顿大学在英交换项目研究生

　　英国教育很严格，相比美国又有点死板。在美国上课就比较开放，比如上课很多人带电脑甚至吃东西。作为交换生，我的压力相对来说会小一些。但是回去美国以后将会面临很多工作压力。

　　何同学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

　　学习方面在英国合作还是比较普遍的，竞争也有，但是基本上同学之间相互学习比较多。工作的话，大家背景不同，我们需要工作签证，所以与其他国际学生相比，比如欧盟的同学，那么压力就会比较大，因为他们不需要签证。另外一方面是语言，如日本和印度，他们很小就接受英语教育，所以语言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关于婚恋

　　中国流行“剩女”一词，在英国留学的女同学们有没有结婚压力?

　　郑同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生

　　目前没有压力，但是觉得持续这个爱学习状态的话，没准几年以后或许会是剩女...

　　目前，正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李同学万万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叫救护车是在伦敦，更没料到原因是饮用过量的浓咖啡。

　　今天傍晚在伦敦某场所与一位年迈的绅士约谈，老先生热情慷慨，招呼侍者过来询问我需要什么。我简单点了咖啡和点心。

　　之前我自己已经喝了一大杯咖啡，侍者又上了一小罐咖啡和一个杯子。老先生请我饮用。

　　也许是由于谈话投机，我一边侃侃而谈，一边喝咖啡倾听，不知不觉竟然一个人将整罐浓咖啡一饮而尽。

　　晚上出了事才意识到那不是一般的速溶咖啡，而是高档的黑色浓咖啡。

　　作为一个不经常饮用咖啡的人，我在随后的参观过程中已经有一丝异样，感觉渐渐迷糊，反应迟钝等。回家后越发严重，吃饭没有胃口，头晕但是不痛，想睡觉可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焦虑的情绪不断蔓延，直到最后心跳骤然加速，瞬间呼吸困难，犹如溺水，快要窒息，身体快被撕裂一样，在床上翻滚，发热出汗，几乎灵魂出窍。

　　在不断的忏悔和祈祷中，无数人和事在脑海中重放，感觉死亡在接近，六神无主，想尖叫呼救。

　　我克制自己，尽可能平静地对舍友说，快帮忙叫救护车，我喘不过气，快不行了。

　　舍友开始以为我在说笑，目睹我挣扎的惨状，顿时瞠目结舌。赶忙拨打999呼叫救护车，此时近午夜十二点。

　　电话接通后，一位工作人员询问我的住址和基本情况，比如能否说话，走路，呼吸，在确认并立刻派出救护车。

　　我穿上外衣，收拾行李，带上护照，手机，笔记本和钱包。把家人的电话写给舍友。

　　当时几乎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从来没有如此难受痛苦到叫救护车的程度，也隐隐担心由于文化差异会遭遇治疗困难。

　　那一刻，的确很想家，父母的照顾和家乡的熟悉感不会有在国外遇到困难时的惊慌失措，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坚强挺住，在国外必需学会自立，靠朋友，更要靠自己。

　　医护人员在不到两三分钟后就在门外，我没弄清他们如何通过大门直接进来。

　　一位男士背着硕大的医护箱步入房间，马上问我最新情况，我简单介绍，刚才痛不欲生，现在有所缓解。

　　他马上打开仪器检查我的心跳血压，并继续询问最近的出行，饮食，家庭和个人病史等。

　　我全身颤抖，有点语无伦次，他耐心地安慰。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因为咖啡的问题，表示怀疑是食物和配料过期。不久，另外两位医护人员也抵达，他们说来自另外一辆救护车。

　　初步检查结果正常，可我心有余悸，希望能进一步检查。他们于是把我送上一辆救护车，并继续细致询问我各种问题，认真地填写相关表格，抽取一滴血液进行化验。

　　为我系上安全带。一位医护人员陪着我，另外一位开车送我到最近的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抵达医院，他们带我来到急诊室。零零散散有十个病人在等候。我入座不久，医生喊我的名字来查询我在英国注册的医生，每个人包括留学生都有一位在英国医疗系统的注册医生，享受免费治疗。

　　确认我的信息之后，让我等待检查。医院设施便捷实用，洗手间有紧急呼救拉绳，还提供免费的无限网络。

　　我当时基本稳定，偶尔有反胃的感觉，思路还...

　　已从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体传播学毕业的硕士生杨同学在英国读书时，一开始总发现当地的公共设施很“奇怪”，很多地方都多一个标志，那就是残疾人标志。为此，他写下本文，让我们一起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

　　在英国读书，一开始我总发现当地的公共设施很“奇怪”，很多地方都多一个标志，那就是残疾人标志。

　　残疾人公共厕所、轮椅可通行公交车、残疾人专用停车车位、无障碍地铁……

　　除此之外，学校录取学生时必须了解学生的病残情况，不少电视节目都配有字幕，银行寄来的账单可索取盲文版，甚至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有为盲人提供的视听版电影等等。

　　有一次我去泰晤士河南岸伊丽莎白女王厅听音乐会，音乐厅外有少于十级的台阶。

　　就在这么少的阶梯边上，我看见工作人员把一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和他的轮椅一起搬上墙边的自动轮椅承载器，这样残疾人就可以避免阶梯，和正常人一样不用费力地进入音乐厅欣赏音乐。

　　这种小例子实在太多，已经成为了在英国生活的常态，无法忽略。

　　太多的细节让这种“奇怪”感变成了思考。作为健全人，也许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社会是健全人的社会。

　　现在，我为我自己当初的这种“奇怪”感到惭愧。因为回过头去想，这种想法多少有点自私和狭隘，更是一种对实体存在的忽略。

　　权利保障

　　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开始思考，如果一种做法要在社会上得到彻底实施贯彻，在其背后必然有硬性的支助。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1995年，英国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立法《残障歧视法案》，首次要求服务提供者为残障人士做出必要的调整，来保障他们受服务的平等权利。

　　2010年，英国又通过了《残障歧视法案》的升级版——《平等法案》，并将残障人士的权利平等与性别、宗教、种族等权利平等放到统一框架内。

　　根据英国工作和养老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的数据显示，2012年，在工龄内工作的残疾人达到了46.3%，也就是说，近一半的残疾人都在从事各种不同水平的工作，而非残疾人工作比例也只有76.4%。

　　而且在就业的残疾人中，有不少属于“高水平就业”，即担任经理等高级职位，或从事技术性、专业性工作。

　　弱势群体

　　除了残疾人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在英国社会里多多少少都能被听到。比如同性恋、老龄员工等等。

　　除了明显可以感受到的公司里，商店里，银行里，飞机上等很多场所的服务人员都是以前在我们眼里老早就可以退休的老面孔以外，媒体上经常出现老年人的呼吁。

　　同性恋者时不时在英国各大城市举行游行，他们同居也是得到法律的保护等等。

　　当然，每个社会都不是完美的。法律是人定的，也是有空子可以钻的。我也读到报道说，英国的残疾人救济金被人冒领，残疾人受害者数量增加，老年人申诉养老金问题等等。

　　我一直以为，一个社会的发展高度，不仅看这个社会产生出了多少百万富翁或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更看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其中的参与程度，他们的声音是否能被听见，他们的需求能否真正...

　　正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杂志新闻专业读硕士的范同学近期生活中出现了些许小小的绊脚石，当大家都挤破头皮往大欧洲去的时候，当签证出现小纰漏的时候，不要埋怨，看看英国这独一无二的资源，独一无二的红，你会觉得，噢，我在英国，真好。

　　当高科技替代传统物件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种惋惜，一种不舍，还有一种“侥幸”。还好，我来的时候，这里有…

　　前段时间听说英国的红色电话亭即将被拆除拍卖的消息，不禁暗自庆幸自己就是个喜欢拍照的人，还好“红色电话亭”的存货够多。

　　一直觉得属于伦敦的颜色就是红，红衣的女王卫兵，红色巴士，红色电话亭，红色邮筒。

　　自己并不是住在伦敦的人，小谢村里没有满街的红色巴士，可每当路过转角的红色电话亭，红色的邮筒，还是会跟自己说一句，“噢，我住在英国!”。

　　来英国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去过伦敦几十次了。

　　从初见时的兴奋，生涩， 到后来脑子里就是一张伦敦地铁图，从拿着卡片机傻乎乎的惊叹“这个也漂亮!”“那里也好美!”，到扛着单反一定坚持要去Westminster那里街拍，终于在拍到合格的照片以后，把单反闲置在家，然后假装自己是一个伦敦人一样，轻车熟路的钻去SOHO的各种小店。

　　今年是我申根签证的瓶颈年，一月初回家过年之前就兴奋地预约了二月底的西班牙申根签证，后续很悽惨，三个星期跑了四次伦敦，后来因为补材料时间过晚使馆自动终止申请。

　　想到去年英国签证10月3号到期，结果7月底申请的申根居然人品爆好到签到10月2号，就觉得，哎，去年把今年初的运气都抢没了吧。

　　上面是碎碎念了，写文章的现在，我本该在三毛生活的加纳利群岛晒太阳，而不是“There’s no sign of SPRING”，呵呵。

　　虽说如此，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伦敦，我最喜欢的路径是从Trafalgar Square一路往西敏寺走，路过无数个漂亮的红色电话亭(因为这条路的电话亭都很干净，很多小地方的电话亭都沦落为醉鬼的临时厕所)。

　　看看大本钟，在桥上走一走，左手边是伦敦眼，右手是House of Parliament，在那个时刻，是心情最舒畅的。

　　一个星期前，谢非尔德大学新闻系组织去伦敦参观学习，很惊讶的是，事实上很多英国人是不经常去伦敦的，而当大家一起站在Westminster Bridge的时候，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这是英国我最喜欢的地方，没有之一。只在当下觉得，这里真好。

　　外面又下雪了，我想我还是会去伦敦的，为了我永远都看不腻的红。我觉得英国人得确是最符合“急事慢处理”的民族，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按照规程来。

　　很多回国的朋友都无比怀念在英国的生活。特别是在谢菲尔德这种小城市，不像伦敦、曼城、伯明翰，终究是留不住人的。

　　留学路上的小绊脚石，其实也都不是事儿，重要的是，我还在这里。

　　人常常每天都会遇到倒霉的事儿，当有一天突然发现你不倒霉了，你要感谢老天爷。

　　倒霉是正常，不倒霉是恩惠。正像那些红色电话亭，它们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还能打电话，而就像是一种标志，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