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自主权

　　2015年高考改革呼吁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

　　关注高考

　　2015年高考季即将到来。作为无数莘莘学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每年这个时候，几乎都是全民总动员。送考、陪考、考场、考题、考分、录取等话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会持续升温，引发全国热议。

　　在中国，高考已不仅是个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作为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国务院去年9月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次改革，从考试科目、高校招生录取机制上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这些改革会给高考、高校和考生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能否平衡好考试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互联网+”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创新型人才，可是，过早地文理分科，填鸭式的重复练习，只看分数而忽视其他能力的教育，无一不是创新思维的大敌。

　　考试，是用来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和科学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如何能通过高考更好地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一直都是高考的改革方向。30多年来，高考在考试内容和招生制度上历经了多次调整。从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来看，考五门、考七门，3+x，3+2，文理分科，文理综合，各地尝试过各种不同的组合，去年的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全科覆盖、文理不分、淡化分数、成绩等级化、英语一年两试等措施。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对于目前陷入分数死局中的教育来说，正是切实对症的纠偏之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高考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一直未能改变，因为高考竞争的激烈与残酷，每分必争，最后导致教育本末倒置，分数成了目的，教书育人的功能反而变得其次。这也是多年来，素质教育始终无法顺利推行的原因。

　　因为分数是作为高考录取的唯一依据，在这一指挥棒下，层层向下传导，要想上好高中要看分数，要上好初中也要看分数，甚至上小学也要面试笔试，老师和家长都盯着分数，学生成为考试机器，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多次呼吁减负效果也很有限，学校减负家长就课外补习班加码。只有从根本上淡化高考竞技色彩，才可能真正为学生减负，素质教育才可能真正见成效，也才可能培养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高考承担着为国家和未来发展培养、选拔人才的重任。“互联网+”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创新型人才，可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的是开阔的眼光、发散的思维、闪光的创意，而过早地文理分科，填鸭式的重复练习，只看分数而忽视其他能力的教育，无一不是创新思维的大敌。这一切都是长久以来在高考指挥棒下形成的，也需要通过发挥高考这根指挥棒的正向作用，引导学校和考生都能在各科上平均用力，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同时，让学生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结合自己的兴趣学习，而不是花很多时间重复练习高考后再也用不上的知识，变“自古华山一条路”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当然，也要看到两点，一是中国的高考一直走在科学与公平的平衡木上，不唯分是举的改革设计是为了更科学的选人，可如何兼顾公平，需要更多配套措施。二是改革的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真正见成效并非一朝一夕，只要方向正确，不宜频繁变动，毕竟，高考关系到将近一千万考生，牵涉方方面面，每一次改革变动，都有巨大成本。如果频繁改革，实际上也是在折腾家长、考生、学校。对于改革，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多一点宽容，才能让改革从容前行。

新京报报道：在《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现状

高校人数倒挂 老师比后勤少

中国高校常被以行政级别来划分，有“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处级大学”。与此相关，高校里也随处可见处、委、办、科等部门，其主管人员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一般本科以上高校都是厅局级，专科高校是副厅局级。

据一副部级高校工作人员介绍，中国高校行政人员数量非常庞大。

一所规模上万学生的高校，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一般有200人左右，加上科长、主任、科员、党政和后勤人员，总数在千人以上，教师反而成为少数。有些高校教师与行政后勤人员的比例离谱到1:2以上。

而一位高校教师则称，在现行体制下，教师不仅在数量上占少数，在学校里的地位、声望也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那些没有一官半职的教师，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著作出版、评优评奖等方面不占优势。

有些副教授、老讲师的收入、福利待遇还不如比他年轻许多的处长。所以，在大学里出现了不少教师争着当官的现象。

“去行政化”不等于企业化

“取消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并不意味着将这些机构企业化。”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竹立家教授表示，此举不会改变公立机构的事业单位性质，也不会改变教师、科研人员、医生的事业编制和保障。

竹立家说，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他们的行政级别，会造成这些事业单位的官本位、权本位思想，行政级别成了从业者的追求，人浮于事，大大降低了这些机构的工作效率。

取消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这些单位会打破一把手、一言堂的管理方式，转而采取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比如董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以及法人制度。各个服务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将更加突出，效率也会相应提高。

“行政化”制约科技创新能力

“科研单位采用行政模式管理，严重制约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北京市社科院管理所所长张耘表示，科研单位以及学校、医院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有违知识产品的生产规律，与科学进步精神背道而驰。

以北京为例，科研单位的“门槛”一般是博士起步。但进入科研单位后，薪酬待遇水平仅相当于行政部门的科员，上升通道被行政体制卡住。研究员相当于行政单位的处级，从普通科研人员晋升到研究员就是一道卡。因此，普通科研人员的创新激情和创新动力就会受到制约。

张耘认为，科研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同、社会责任不同，不应该放在同一评价体系和管理模式中，“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对《决定》中提出的科研院所去行政化，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