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背景】
（1）武汉科技大学大二学生王世纪今年是在新校区过的暑假，因为位于武汉郊区黄家湖的大学城辽阔而美丽，他“不想回家了”。
早在2008年，武汉市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武汉大学生人数已突破100万，超过北京、上海，跃居全国第一。大学城建筑群也连绵不断，用辽阔来形容都感觉格局太小。“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新校区的话，仿佛就是发展滞后的象征。每个校区的建设情况，多少关乎学校的名声，将来会影响院校的历史格局。”大学教师徐耕坦言。
两年后，教育部根据新形势做出新决策：“高等教育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相对稳定招生规模。”
得益于美国著名教育家马丁·特罗博士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精英—大众化—普及”三段式理论，上世纪末，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可谓人心所向，让许多面临高考的学生舒了一口气。
一场轰轰烈烈的高校地盘扩张运动，正是与扩招关联。仿佛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其中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一万多亩，上海淞江大学城占地约8000亩；河南“郑州大学城”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都是50平方公里；江苏南京仙林大学城面积47平方公里；广州大学城43.3平方公里……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人数动辄数万。“大学城把一部分学生孤立了，没有老师，没有师哥师姐，不能接触到丰富的社会。”尽管厦门大学漳州校区洋溢着现代气息，大学生钱小敏却觉得“不带劲儿”。一个外教也对她说，再也不想去“漳州监狱”。
这绝不是孤例。中国几乎所有大学城都是现代化的代名词，新学生的屯兵场。两年后，钱小敏搬到了学校本部，厦门大学老校区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文化氛围和气场，她这才醒悟：“大学校园就应该是这样的。”
（2）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是高校扩招的反对者之一。“大学精而不大，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教师队伍没有扩大，学生爆炸性增长，这就像盐巴放在水里一样被稀释了。加州理工学院现在的学生每年不超过2000人，原因就在于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他们每个周末吃饭所有教师都在一起，开会所有教师都在一起，能够很好地交流，要是1000个教师就不行了。所以不是任何东西按比例放大都好。”
然而，“你们看到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么旺盛吗？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才能满足广大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江汉大学教师陈耿说，“只要这样一句话，就会让反对扩招者失去‘群众基础’。”
2004年7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过一次“中国大学城建设问题”研讨会，当时就有这样的的结论：大学城解决了中国高校的燃眉之急，但发展大学城并不是都是由各大学主导的，而是由地方政府策动、房地产开发商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参与的结果。通俗的说法是：大学城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商人的利益要求、银行的放贷要求和高校的发展要求混合推动的。
在武汉大学城周边，诸如“文脉深处，卧湖藏龙”、“十年一跃，岸泊八境”等等以毗邻学区为卖点的商业楼盘一幢幢拔地而起。
（3）与此同时，很多大学本身却负债累累，甚至引发诸多经济问题。
2007年，吉林大学自曝难以应付每年多达1.5亿至1.7亿元的贷款利息，准备采取所谓的“土地置换”方式“卖地还债”，被国土资源部叫停。8亿多元债务缠身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今年被曝政府许可卖地还债，引发了广泛争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5年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彼时是高校贷款高峰时期，许多大学存在假想资金循环过程：多贷款-多增校区-多招生-多收费-多还贷，使得高校把入驻大学城后的问题简单化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政府允许高校花未来钱，而且实行政府贴息政策，成为高校贷款的强有力后盾。”
如今，有人这样调侃：“大学，就是大概学学。”
而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这样诠释“大学”：治学者方可为“大学”，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则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提出的“泡菜”理论则在当下广为流传：泡出来的白菜、萝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水的味道。
（4）２３００万人的高校在学人数，２１％的毛入学率，规模世界第一――已步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蕴藏着巨大潜力，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靠什么支撑？是靠规模求生存，还是靠质量谋发展？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教育界人士认为，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才能走上健康轨道。
（5）自１９９９年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扩招挽救了一些面临生存危机的高校，使个别办学条件差的地方院校起死回生。有些高校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有了学生就有了学费，把规模扩张看成是“救命稻草”，于是拼命增加招生指标，不顾现实条件甚至违规违纪，擅自扩招。随着规模的迅速扩张，一些高校办学中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曾长期分管高等教育，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扩招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压力是很明显的。因为招生数量快速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增长跟不上规模发展，部分高校办学条件不足，高校生均师资、仪器设备、实习场地、教室、宿舍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的地方，扩招后高等教育的经费并没有增加，一些高校靠收学费来维持生存。目前，高等教育质量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需要进一步转变，高校教师队伍水平亟待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根据当前高校的实际情况，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蔡克勇认为，一般说来，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应不高于或略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但由于有些地方盲目扩招，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实际已经超过了８％，有的地方更是高得离谱。这是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
针对目前高等教育的一些热点问题，周远清指出，现在人们谈论高校收费、大学生就业等问题比较多，但可以预言，过两三年，社会关注的热点就会自然转移到质量上来。因为说到底，质量才是高校的生命。不抓住这个命脉，大学谈什么发展？谈什么一流？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弊端。经过近年的改革调整，结构逐步走向合理。但扩招带来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蔡克勇认为，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之后，还需要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包括学科结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等。比如，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比例，普通本科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的比例等，都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优化和调整，使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从而产生更大的效益。
（6）有统计表明，１９９９年以前，我国高职、高专的招生规模占整个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比重，大致为１／４左右，而目前已略超过一半。许多高职院校在１９９９年前只是中专、中技校，自主办学规模大都不到２０００人，而现在许多学校发展到８０００人甚至１万人以上。这些院校在办学层次向上“跨越”的同时，办学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张。
对此，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唐永泽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既是高等教育，又是职业教育，同样需要“相对稳定招生规模”，目前必须把发展的重点切实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过去五六年，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大发展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更是“超常规、跨越式”。高等职业院校目前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从前一阶段的规模发展、外延发展，转变到内涵发展、内涵建设上来。比如，加强产学合作，创新办学模式；实行工学交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师资建设，培养“双师”型教师等。只有这样，高等职业教育才能实现良性循环，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才能在动态中实现平衡、协调和统一。
【解决扩招“后遗症”的核心对策】
（1）坚持教育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增强平等、服务、公正、创新意识，建设一支高层次的专职管理人员队伍，形成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建良好的育人环境。良好的育人环境对学生的培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教师乃至学校的发展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重视规章制度、师风、学风、环境卫生、社团、寝室文化、后勤服务的建设和落实，重视广播、影视、宣传栏、校园网等舆论阵地的导向和宣传，重视开展科技、文化、体育等喜闻乐见、参与性强的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3）建立科学规范的学习评价体系。要转变重视结果的评价为重视过程的评价，将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实践实训、操作动手能力、协作能力、创新精神等纳入评价指标，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的评价，从而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矫正功能和导向功能。
（4）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请学生参与和他们有关的管理制度的制订、执行和监督工作，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
（5）因材施教。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学生的个性和专长得到充分发展，潜力得到充分挖掘，将教育活动真正落实到一切学生和学生的一切中，使学生在关怀中学会关怀，在制度和尊重中学会律己，在和谐中提升文明，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
（6）培养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在教师的职称评聘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科研成果，同时也要突出强调教学业绩的作用，使许多优秀教师重视课堂教学效果。此外，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来进行学校间的协调沟通,资源共享。
（7）建立符合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受教育者创造性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要合理引进人才，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在教学管理上做到“宽进严出”，真正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8）教学条件的改善目前远远落后于招生增长的速度在校生猛增。所以在确定校舍扩建时，不仅要考虑到用于建教学楼、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场所的资金，还应立足于我国教育的客观实际和社会的现状，既要考虑到我国师资队伍流动性不强对于教师总数带来的影响，还要考虑到现代教育技术比较落后，客观上要求教师总量提高这一实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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