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学界呼吁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求政府给红十字会“断粮”，让政府和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建议取消红十字会的行政级别，不给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去行政化改革了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
在围绕中国红十字会的各种声音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红会的“去行政化”改革。
不过，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在学界并非没有不同声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称，很多国家的红十字会按官办或政府主管模式管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或非政府组织，中国红会的管理体制并非独例。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此前也多次向媒体表示，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都肩负人道援助与国际间交往的职责，与其他社会组织性质不同，必须与政府密切合作，“无论如何改革，红十字会不可能摒弃这一点”。
那么，世界各个国家红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亲密”到何种程度?“保留行政级别”是不是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前提?
管理层如何选任?
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案中，曾一度希望将“政府的助手”改为“政府的伙伴”，但最终未能实现。在其他国家，红会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多样。
美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按照1905年国会通过的宪章，它在和平时期需保持国内和国际备灾体系的能动性，灾难发生时，对瘟疫、饥荒、火灾、洪灾等采取措施。同时还需执行《日内瓦公约》的任务和职责。
美国红十字会于2007年进行了综合治理改革，同时，宪章也进行了重大修订。改革后，理事会主席人选须由理事会向总统提名，批准后方得担任，除主席外的理事会成员则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一般维持在12人至20人之间。美国红十字会以监督严苛出名，曾出现7年5次更换负责人的局面。
日本红十字会也是受国家认可的非营利组织，由天皇夫人担任名誉总裁，社长、副社长从社员当中推选产生。在遍布全国的地方支部，支部长均由各个都道府县的知事兼任，不过也仅仅是挂名，实际负责人即副支部长从会员中产生。
美国和日本红会管理层的产生方式，代表了世界较强大国家红会的一般模式，其与政府在人事方面的“密切关系”大多体现在名誉职务上。在学者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同时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各级负责人均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独立性不足的体制身份是其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红会从2011年底开启改革以来，曾设想按照国外一般形式，更加突出红十字理事会的作用，甚至领导层也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但该设想由于“过于超前”，没有迈出第一步。
资金从哪里来?
美国红会分布在全美的990余个区级或市级分会，均由全国理事会授权，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分会资金由全国理事会分配，2012年美国红十字会的运营开支为33亿美元。其运作独立于政府，日常运作及救灾资金为公民及企业捐赠，工作人员不由财政供养。它同样接受来自政府的款项，但并非直接拨款，而是当红会按政府要求开展救助工作时，可以获得政府资助，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如血液服务和军队服务。
不过，当美国红十字会财政紧张时，政府也会进行一定的扶持。2005年，美国红十字会在卡特里娜飓风赈灾中应对不力，被指控数百万美元捐赠物资被不当转移，捐赠者纷纷撤资。到了2008年，红十字会陷入财政危机，国会随即拨付1亿美元，用于红十字会日常运作。基于上述教训，美国政府此后加强了对慈善机构的监管。
日本红十字会目前拥有多达975万的个人会员及12万企业会员，并在全国分布着庞大的分支组织。在各个都道府县均设立支部，再往下还有市町村机构。日本红十字会的运转资金主要依赖会员的会费，2012年超过460亿元，没有政府资金。
日本红会的组织末梢，即市町村一级，捐款的筹集由当地公务员义务兼任。每遇灾害，红十字会的职责仅仅是筹集善款，发放则由各个都道府县成立的“捐款使用委员会”负责，视受灾程度实施救助。但在每一委员会中，都安插有红十字会的支部成员，负责作出会计监察报告 ，日本红会百余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贪污等丑闻。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红会，加拿大红会2011年经费收入约3 .6亿美元，其中近75%与地方基金会和政府资助的具体项目相关，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其余25%来自地方募捐活动和急救、饮水安全培训 收费。根据加拿大红会网站的说法，它与政府的关系是具体而特殊的，只要不与红会章程相悖，政府可以要求红会采取行动。但在其与政府的关系中，有一项筹资政策为世界各国所鲜见。
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红会因工作疏忽导致血液污染，引起上万名输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或乙肝病毒，遭起诉而终致破产重整，声誉受到巨大损害。破产后，加拿大红会经过改革，建立了新的管理模式。加拿大政府也同时建立了“M A T CH”制度，即“一对一比例捐赠”，即在重大灾情发生时，加拿大红会每收到一分钱捐赠，政府就会同样捐出一分钱。在丑闻发生后，许多捐赠者尽管对红会不满，但为争取“M A T CH”，仍选择了红十字会渠道。
“去行政化”改革何处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红会需要在战场上进行人道救助，需要得到交战双方的认可，一个纯民间组织不可能做到。而在重大灾难面前，各国红十字会跨国运送物资、进行救援，同样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协调。
但在更多学者看来，国外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虽然紧密，但具体做法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学界呼吁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求政府给红十字会“断粮”，让政府和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建议取消红十字会的行政级别，不给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
王名则建议，红十字会应当回归其主要业务，即国际人道援助、救援救护、血液等领域，而慈善公募等无需与政府紧密合作的职能，应完全交由红十字基金会。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此前提出，中国红十字会将逐渐剥离公募职能，将其转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实现“钱事分开”，红十字基金会将彻底实现去行政化，但她同时认为，红十字会本身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太现实”。
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去行政化改革了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
在人事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的最新动作，是逐渐增大聘任制人员的比例，从2012至今，红十字总会已经进行了两轮公开选聘，据总会工作人员介绍，聘任制工作人员已经占到总会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聘任制下的人员不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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