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是个面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助理王竹天把它捏成了方的。
这位身居13亿中国人食品安全站岗放哨要职的官员，在回答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问题时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要按照“国情”来制定我们自己的标准。如果我们都拿欧洲空气做标准，那么我们都不合格。
“国情”这团面，中国民航干部学院副教授邹建军把它捏成了圆的。
这位专家对美国航空数据网站发布的一组数字表示不屑。他认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双双包揽上个月全球35个国际机场准点率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名，这个数据不能完全准确反映实际准点率，并强调，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并未与欧美相同，放在一起比较并不合理。
按照王竹天主任的理论，食品安全标准的“国情”，就是一个认命的“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别奢望吃上与发达国家一样放心的食品。
我不知道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层出不尽的毒大米毒生姜，与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有多少必然的关系。如果有关系，是指纳税人提供给监管的钱不够花?还是消费者现有的食品购买支出，没资格吃上放心的食品?
吃的安全问题，从黎民百姓的餐桌上，摆到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全中国都在为食品安全问题提心吊胆，偏偏这监管的官员，把它摆到了“国情”这个任他们拿捏的面团里。如果“国情”可以成为食品监管不作为的借口，可以成为放任食品粗制滥造的保护伞，那么，“国情”就是个告诫国人自认命贱的标准。
在把握“国情”的理论上，我们现在的一些专家和官员，已经不是在与别人比水平有多高，而是在与别人比脸皮有多厚。建机场，夸成就，专家和官员嘴里，那是一个“国际一流”。修高铁，说功劳，那是一个“世上无双”。但是，比运营能力、比服务水平，“国情”就被扯出来做挡箭牌了。中国很多事情在国际上“垫底”，我们在这些专家和官员身上，感受不到丁点儿羞耻。
坐不上飞机火车的时候，他们说“国情”。晚点的时候，他们说“国情”。涨价的时候，他们不说了。花钱的时候，他们不说了。表功的时候，他们不说了。拿着纳税人供奉的高薪与厚禄，在点钱的时候，他们说过一句“国情”了吗?
“国情”是个什么情?它首先应该是民情，是官员与专家寄托在百姓身上负责任、愿担当的感情。抛开民情，站在那个与自己的能力、品行不相匹配的位置上，以“国情”的名义让国人自认命贱，这才是中国最不幸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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