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时事评论：治理污染 法律“给力”

　　在居民区违规排污“从重处罚”，只要有相应行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释，降低了环境污染犯罪入罪标准;同时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也有重判之势。这无疑是向社会郑重宣示：治理环境污染，法律在“给力”。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给生产生活行为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防止选择对个人有益而对公共利益有损者，是法律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功能。从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释看，无论是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还是明确有毒物质范围和标准，都是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不当行为带来的环境损害。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二者的博弈。在强烈的经济发展冲动之下，一些地方拱手让出绿水青山，为追求财政收入、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了环境。与此同时，公众的需求从“要生活”提高到“要生态”，植根于权利敏感的环境焦虑，也放大了环境问题。这是典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是典型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

　　既然是博弈，就难免有两难。比如，对于中西部后发地区，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承接污染，还是与发达地区比拼“低污染产业”?内蒙古某县新建企业违法排污形成“污水湖”，沿海化工企业在安徽“转移”排放废料污染土壤……现实中很多地方显然更愿意选择前者。显然，我们既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也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这样的“既不……也不……”，提出了发展中的深刻考题，必须找到利益与环境“两难博弈”中的平衡点，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既要青山绿水，又要殷实富足。

　　在寻求平衡之时，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地方发展经济的诉求、企业追逐利益的冲动，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实现。唯有对环保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发生。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的“环境维权”、公众的“环保表达”，同样也需要谨守法律的底线，合理合法地争取环境权益的实现。这是现实里的法制约束，更是观念中的法治思维。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罚则较轻，甚者更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直接导致环境“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怪状长期存在。这需要在不断完善环保立法、加大环保普法的同时，着力解决环保责任不落实、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环境违法行为惩处不力等问题，用法律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环保“法网”。

　　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所谓的博弈，都是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保护环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能有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