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截然不同的人，两个判若两途的职业，两种大相径庭的个性，两场如出一辙的演讲。在如此之多可供选择的话题里，他们都谈了对全人类的博爱;讲到借助我们的才智与能力，以巧妙、系统的方式服务于更大福祉的需要;提及我们应当跳出自我，超越个体成就的狭隘。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毕业典礼都是一场“重头戏”。它们讲究排场，大多还蕴含着历史与传统。这在哈佛这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里自然展露无遗。我们会以各自舍院为起点开始游行，排成一列纵队，穿过剑桥的街道，再“杀”回哈佛园(Harvard Yard)。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教授、学校管理者、“重量级”校友与嘉宾身着笨重的平绒长袍，头戴奇特、华丽的帽子或头饰，慢慢悠悠地绕着大家新生时代居住过的红砖楼招摇过市。
我们的毕业典礼总是定点在“三百年剧场”，它位于哈佛纪念堂与怀德纳图书馆之间那片无边绿茵中。通常，哈佛每年会有两个演讲：一是毕业纪念日(Class Day)演讲，一是毕业典礼演讲。前者先于后者，并且专属于哈佛学院(哈佛的本科学院)应届毕业生，演讲嘉宾由大四学生委员会物色。这种演讲一般被称作“搞笑演讲”，一些著名谐星和幽默作家在演讲中所讲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话，让我们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长脸红。
而使全体毕业生如沐春风的毕业典礼演讲，则几乎永远都是“严肃”的，它由哈佛校友会敲定演讲人选。 在前述两种演讲嘉宾的选择过程中，校方行政管理人员都作不了主，谁来演讲还得看学生、校友的意愿，得体现出他们的兴趣与价值取向。有人为此会说毕业典礼演讲是观测哈佛社群的“精神指标”。
你脑海中浮现的演讲可能是一场劝诫哈佛毕业生去做未来领袖、主宰世界的说教，也许有这样的台词：“你现在是最棒的，要再接再厉做最棒的，要挣大把大把的钞票，要做每个人的老板。”这难道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吗?难道不是现代社会评价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剑桥、牛津，以及世界各地顶尖大学毕业生的标准吗?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理应成为银行家、咨询顾问、教授、律师、医生，朝着企业总裁或政界高官的道路前行。我们理应很有钱，45岁时有游艇、有大宅，过上了退休生活——对吧?可是，这都是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最不可能鼓励我们去憧憬、去实现的做人目标。
我2007年毕业时，毕业纪念日演讲嘉宾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比尔·盖茨。一个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另一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此二人如果不讲权和钱，会讲什么呢?
克林顿提到一个概念：“ubuntu”。此乃南非科萨部落用语，意为：“我因你而成。”它是一种认为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观念，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一分子。克林顿当天所言的“社会”，指的就是我们的“国际社会”。他亦谈及我们如何不应将自身视为个体去追逐个人的成功，而应为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奋斗。非洲的艾滋病不是只属于“非洲”，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不是只属于“印度尼西亚”——我们思考时不应将其看作“他们”，而应视为“我们”。他敦促我们“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爱心与精力去考虑那99.9%的人”。
这些话出自一位魅力超凡、颇有争议的政治家之口，或许有些意外，但出自应对全球卫生健康问题最成功的组织之一——克林顿基金会的创始人(他不干总统后所做的事)口中，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比尔·盖茨讲了自己与妻子梅琳达如何扪心自问“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怎样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这一历程。这位为许多日常生活运转提供科学技术的人，宣称“每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指出“有些人的命比别人的命值得拯救”这样的观点是“令人作呕的”。这位受益于资本主义而“富可敌国”、“功成名就”的人，致力于推进创新型资本主义——在其中，市场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贫困者，以令我们世界里倾斜的“天平”趋于平衡。他并不只是进行一通简单的“救救穷人”式演说，而是一番极具说服力的阐释：如何利用纷繁复杂、让企业与政府获益的现代科技与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盖茨和妻子一起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捐赠了超过270亿美元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医疗与极度贫困问题。他向我们发出挑战：以你们过硬的文凭、才智和天赋，能否应对重大的全球问题，为更多人的幸福贡献力量。他也为我们送上离别的祝愿：“我希望，你们将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单单是以职业上取得的成就，也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除了同为人类之外与你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
两位截然不同的人，两个判若两途的职业，两种大相径庭的个性，两场如出一辙的演讲。在如此之多可供选择的话题里，他们都谈了对全人类的博爱;讲到借助我们的才智与能力，以巧妙、系统的方式服务于更大福祉的需要;提及我们应当跳出自我，超越个体成就的狭隘。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但我会问：为什么不是这样?我们，作为稳拿“好工作”的顶尖大学毕业生，有年轻的活力，有社会的认可——我们没什么输不起的。正因为这种优势，我们也许以为自己所向披靡、高人一等，从而面临迷失自己谦逊与对全人类同理心的危险。但也恰恰由于这种优势，我们随时能以最佳准备状态服务于最富挑战性的愿景，投身于最具挫折性的目标。这不是要我们牺牲健康、财富或快乐去为其他人做牛做马，事实上，我们应该并且必须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所行动，这不只是借由个体层面的同情与怜悯，还包括在梦想和卓越层面上进行革新与创造。我们不必放弃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为更多人幸福的奋战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认为，像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剑桥、牛津之流的毕业生，身处一个独特而资源丰富的位置，就该为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为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我盼望全世界2013届“新科”毕业生们，会同样接受这一挑战，放低身段并为此努力。
作者为哈佛大学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