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为了印证冠军的实力，新加坡贸工部前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新加坡GDP增幅达到18.8%，高于一季度的16.9%。在生物制药、电子工业的强劲带动下，上半年新加坡GDP增幅达到了17.9%。此前，新加坡贸工部已于7月份第三次上调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2月的4.5%-6.5%、4月的7%-9%，再次大幅调高到13-15%。这意味着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超越其在上世纪70年代创下的纪录———13.8%。彭博新闻社据此所作的判断是：2010年新加坡很有可能超越中国成为亚洲地区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此外，尽管作为新加坡最重要出口市场的欧美地区需求萎靡，但得益于亚洲经济的强劲增势，新加坡在贸易方面的表现同样非常抢眼。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将全年贸易增长的预测，从原先的14%-16%，调高到17%-19%。最近公布的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全球贸易促进报告2010》中，新加坡同样独占鳌头。在56个评估指标中，新加坡有43个指标都在前10之列。在完全开放的贸易政策下，新加坡99.9%的进口商品免税，而其出口到目标市场的平均关税率为4.5%(该指标仅次于智利)。
对于夺冠意义，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优在政府谋划、重在全民参与。在“多能冠军”的光环下，新加坡“成功模式”散发出迷人的魅力。然而，新加坡的故事能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上演吗?这个问号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成功故事的魅惑实在太大。事实上，对这种模式的移植在几年前已成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亚太地区毫无疑问是这一轮“新加坡热”的发烧友。《印尼商报》的评论文章以《新加坡凭什么?》为题，集中探讨了新加坡人力资源政策对东盟的示范性;澳大利亚瞄准的是主权财富基金的制度设计;新西兰则希望在汇率调整政策上向新加坡看齐;韩国更加“朴实”，他们要效仿的是新加坡“中国腹地战略”，学习如何打开中国人“腰包”的“吸金大法”。而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统计：从1992年起，该校开设了面向中国官员的课程，主讲课程从公共管理、城市规划到如今的产业升级与转型。截至今年4月，该校已为中国各省市培训了9200余名中高级领导干部。
由两大权威组织所认可的新加坡经济竞争力，其“无中生有”的蜕化过程仅为45年。在新加坡媒体高调呼吁“厉兵秣马，再创辉煌”之际，这确实值得追问：当年的小渔村一跃成为全球的竞争力明星，人均GDP从独立时的511美元攀升至2009年的39458美元，物质水准翻天覆地，新加坡凭什么?在WEF看来，新加坡的魅力来源于全球最完善的制度，生产和劳动力市场效率全球第一，金融市场排名第二，基础设施排名第四，并由此演化成全球最佳的宜商、宜居和宜业之所。由此观察，在扁平化的创新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或许，这就是新加坡成功模式的独特性所在。
在实践中，脱离制度土壤的模式复制有着众多教训，即便是有着“硅谷教父”之称的特曼教授也不例外，他在新泽西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模式复制并未成功。在理论界，现任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和经济学家杨小凯若干年前曾就“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展开热辩，后者引用的概念———“对后起者的诅咒”让人记忆犹新。他指出，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技术模仿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而这恰恰是目前模式复制的最大困惑。显然，漠视成功模式的制度独特性，静态、单一和纯技术的复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成效，但更有可能在未来付出更高的代价。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不仅被模式创立者(李光耀)所指出，而且被越来越多的模仿者意识到。因此，打破体制和机制上的藩篱，在内部激励和外部压力的双重驱动下，突破路径依赖的桎梏，将更多地取决于改革决策者的魄力和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