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谈公事时，李衡山常常碰到让他迷惑的情况。他的上司，一位英语很好的德国老板接待英语水平同样很好的中国客户，照理说，两人交流沟通应该没有障碍。但是，聊了一会儿，双方就有点难以继续了，老板脸上现出着急的神色，客户则有些发愣，似乎在说，这个老外老板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这时，李衡山就必须得硬着头皮上场了。虽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英语很破”，但是，他却能打破僵局。他不是做翻译，而是让二人明白彼此在说什么。“民族心理和文化的影响力太大了，中外人交流时形如鸡同鸭讲，有时并不是因为语言不行，而是因为文化差异。”他笑着解释，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思维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圆融、灵活，德国人则一板一眼，这种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果不了解德国人的思维习惯，就可能无从理解他说话的意图，这样的沟通其实和语言能力没有太大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各个文化的摩擦。
西门子等公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热衷于招聘中国留学生，培训后派往中国分公司担任各种职位。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消费能力随着经济发展在稳步提升，中国市场是最有想象空间的新兴市场。对于德国的很多公司来说，中国是未来市场战略重中之重。另外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制造业的生产线所需的各种高端设备恰恰就是德国的传统强项。在这次危机过后，德国公司更看重了中国这块大市场，都纷纷来华扩大投资，扩大业务。扩大首先需要人才，最合适的人选需要既懂本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精神、深谙办事流程，同时又要熟悉中国的国情和人情世故。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多，尤其是当需求一个劲高涨，而供给却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公司想在市场上延揽到优秀的人才有很大的难度。
“这几年，毕业后招聘进德国公司的中国留学生明显增多了，我们先在德国总部受训两年左右，然后被派到中国市场。回到中国后，我们的工作模式是中德两头跑。比如我，一年中，有大半年在中国，其他时间则回德国办公室。因为常飞来飞去的特点，我们也被取了个绰号，叫海鸥。”继海归、海带后，新的毕业留学生群体形象诞生了。海鸥们通常生活很滋润，相对中国本地的消费水平，他们的收入较高。因为个人的不可取代性，他们也容易从工作中找到成就感。但是，漂泊和不安定感也是存在的。“趁着没有结婚，这样飞来飞去的海鸥生活，我肯定会毫无负担地再过几年。等过几年成家立业后，再考虑是不是安定下来。”李衡山表示。
2004年，李衡山负笈西游，到德国留学。“出国时时也没想毕业后去做海鸥，实际上，当时压根就没有听说过海鸥这个词。之所以选择出国读书，我的目的挺单纯的，就是想见见世面，学些新的、和国内教育所不同的知识。”他的目标开放而不具体，所以，当他意识到中德文化的巨大不同时，他就非常自觉地去了解德国人是怎么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慢慢地明白了德国人刻板、一丝不苟的好处。他认为这是他留学德国的最大收获。至于学业成就，则显然不是他的首要目标。写完论文、拿到学位后，他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积极地准备就业。
最初引发他感触中德文化差异的都是些小事，比如课堂笔记。中国学生的笔记往往字迹潦草、语句跳跃、符号混乱。过些日子，不要说别人，就是记的人也无法弄清楚所记的全部内容。德国学生则记得工工整整，哪怕是画条线，也一定要从文具盒里找出尺子来，工整地画上，决不因为笔记不受监督就敷衍了事，即使在笔记中，各种各样的笔都有讲究，连个文具盒都很丰富，里面装满各种文具。
看到德国学生那认真劲头，中国学生颇有些不以为然，又不是将要送去批改的试卷，那么较真干什么，不是累自己吗？等到考试时，中国学生就感觉大事不妙了，笔记像鬼画符，根本无从看起。偏偏德国上课不像中国大学会有指定的教科书，在德国课堂笔记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教授上课往往天翻地覆的毫无边际的讲，甚至讲些最新的东西，最新的继续。这时，幸亏还有德国同学的笔记可以借来复印，否则图书馆都难找到复习资料。
德国教授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实验课尤其让中国学生头疼。实验课结束后，学生要提交实验报告。用德文撰写报告本来就让留学生为难，更何况老师对格式的要求精确到了小数点，如果中国学生按照中文语法习惯，用圆点而不是德文的逗号来表示小数点，那么，教授一定会毫不客气地退回作业，让重新修改，不会体谅对方是外国学生而手下留情。“一开始的实验报告，提交了五六次，甚至是十多次都是常事，总有不对的地方，再三检查都没检查出来，交给老师，他眼睛一扫，就发现了错误。”李衡山回忆求学生活时碰到的心酸事，马上想到了一再修改实验报告。刚到德国的不适应，再加上德国老师的“刁难”，让他倍感孤独和思乡。
“后来，我发现德国人的刻板要求是有道理的。”在西门子实习期间，他看德国工程师和中国工程师完成同样一种工作会使用截然不同的方法，中国工程师追求速度，用的时间只有德国工程师的三分之一。但是，如果出错了需要检查，中国工程师就要全部重头再来，因为他没有按照规则干活，只是怎么方便怎么来，而德国工程师只需按图索骥，找到问题所在。“前面是简单了，但后面则费很多事。”
“德国人的思维里始终有“规则“这两个字，他们从小就是这么被培养，做什么事，用什么工具，按照什么步骤，一点也不能马虎。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只要完成了就好，手边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至于质量，过得去就行，或许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崇尚 不管黑猫还是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的缘故吧。”认识到这个不同后，他开始有意地按照德国人的习惯走，开始认真地记笔记，在做事前，总是先想应该按照什么步骤做才对。比如发邮件，如果是两件事就要发两封不同主题的邮件，这样，将来查找时，就不用一封封翻查，看主题就一目了然。虽然发信时需要多花些时间，但却避免了后面的麻烦，也正应证了中国人的一句古话， 磨刀不误砍柴工。
在德国待了四年多后，他已经很德国化了，不仅语言能力过关，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也俨然像德国人那样认真和刻板了。“毕业时找工作，我做了两手准备，德国和中国的工作都有投简历，当然我更希望在德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毕竟已经很习惯这边的生活，也更希望学有所用。”最后，他成为了一名海鸥，服务于德国罗斯博格公司。罗斯博格起初是一家工程公司，主要从事工控方面以及PLC设计，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家中等的自控公司，能提供自控领域广泛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开发了工控设计软件工具仪表设计设计软件PRODOK 和设备文档管理平台软件LiveDOK，李衡山的任务就是负责罗斯博格软件在中国市场的推广和销售。
这家德国企业正处于开拓中国市场的关键时刻，他们看中的正是李衡山的留德经历，他游走于中德两国文化之间的能力使得他能够胜任工作的要求。“现在，像我这样的海鸥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德国，我周围有很多有相同工作经历的朋友。就拿我们公司来说，典型的德国技术进入中国市场，而这些高端的技术正好是中国需要进步发展必不可缺的，中国的工程师现在还在靠一些基本的office和CAD软件来做这些化工的设计，浪费时间也浪费人力，而中国进步发展的话就需要一种更高端的设计工具，这也可以说是我们30年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的走向高科技的改革了” 。
回想起当年的学习经历，李衡山的感悟是: 留学是一段痛并快乐的日子。首先要过的是饮食关，初踏上异国土地的留学生肯定吃不惯西餐，超市里面卖的都是些西餐的速食多，于是，做中餐的问题就立即出现了，一方面可以让思乡的中国胃得到安慰，一方面也可以节省伙食费。李衡山颇为骄傲地告诉记者，他发现，留德学生经过几年锻炼后，厨艺都差不了。
德国的食材种类很少，绿色蔬菜品种尤其单调。好在留学生李衡山的要求也不高，“本身我也不是什么富二代，刚到德国，每每一些物价时都不由自主乘以十，换算成人民币，买之前都踌躇再三。”后来，他发现在德国鸡腿和鸡蛋价格最便宜，换算成人民币后，不但不比国内贵，还要便宜。于是，吃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烤鸡腿，由于蔬菜吃得少，还上火，长了一嘴的泡。鸡蛋也是一次就是好几盒，开始是两个西红柿炒两个鸡蛋，后来变成一个西红柿炒三个鸡蛋，后来，干脆西红柿没了，只吃炒鸡蛋了。因为，西红柿比鸡蛋贵多了。
除了菜的品种不像中国这么多外，在德国生活还面临一个考验，就是特定时期的买菜难问题。德国零售店周日和其他法定假期不营业，超市，商场一概包括在内。因此，碰到一连好几天的假期，就要提前准备好食物。据说，之前的留学生，就按照国内的惯例，没把这当一回事，结果只好吃了好几天的白饭，完全没有菜佐餐。
在学习上，德国的教育方式和中国有相当的不同。在他就读的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学校非常重视实验，实验课一般三个人一组，进实验室之前，三人小组首先要通过教授的试验口试，详细阐述实验的目的和计划以及操作细节，只要其中有一个人不能回答教授的提问，三个人就都得回家重新准备。在实验中，助教也不时过来监督进度。“学校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中国学生在这方面天生比德国人表现得差。一开始我还纳闷，怎么他们动手就又快又准。后来才知道，他们从小在家里就被灌输亲自动手试一试的观念。不像我们，更喜欢述而不作。”
考试时，基本上学校都安排开卷考试，学生可以携带资料、计算器等工具进考场。第一次考试，他看到旁边人在按计算器，他觉得奇怪。后来，他问德国同学：“你们考试可以带计算器吗？”结果，换德国同学奇怪了：“如果不带计算器，怎么计算呀？”原来，德国人更重视方法的掌握，而不是存储了多少可以随时获取的知识进了大脑。
但不管怎么说，过来了就是一片艳阳天。他笑言，留学的心酸千万种，询问一千个人，也许就有一千样苦水，做好心理准备是必须的。中西的文化差异很大，从踏出国门的那天起，就得学着适应，如果能够积极主动地融入，那最好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