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赵端

2016-09-14 15:33:35 宋朝皇帝赵端宋朝皇帝

宋朝皇帝赵端

  《追鱼传奇》中一直没有提皇帝的名字,并且查遍宋朝皇帝列表及宗室列表没有赵端的名字,给考察皇帝名字和赵端原型带来难处。

  还好,追鱼传奇中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包拯。包拯一直在宋仁宗时期当高官。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追鱼传奇中的皇帝就是宋仁宗—赵祯。

  那么赵端的原型也好找了,宋仁宗的太子叫赵曙,也就是后来的宋英宗。所以赵端就是赵曙。

  根据以下南北宋皇帝列表,宋朝并没有一个名字叫赵端的皇帝。

  北宋 皇帝

  1、太祖 赵匡胤: 建隆 960年-963年十一月; 乾德 963年十一月-968年十一月; 开宝 968年十一月-976年十二月。

  2、太宗 赵光义: 太平兴国 976年十二月-984年十一月 ; 雍熙 984年十一月-987年; 端拱 988年-989年; 淳化 990年-994年; 至道 995年-997年。

  3、真宗 赵恒: 咸平 998年--1033年; 景德 1004年-1007年; 大中祥符 1008年-1016年; 天禧 1017年-1021年; 乾兴 1022年。

  4、仁宗 赵祯: 天圣 1023年-1032年十一月; 明道 1032年十一月-1033年; 景佑 1034年-1038年十一月; 宝元 1038年十一月-1040年二月; 康定 1040年二月-1041年十一月; 庆历 1041年十一月-1048年; 皇佑 1049年-1054年三月; 至和 1054年三月-1056年九月; 嘉佑 1056年九月-1063年。

  5、英宗 赵曙: 治平 1064年-1067年。

  6、神宗 赵顼: 熙宁 1068年-1077年; 元丰 1078年-1085年。

  7、哲宗 赵煦: 元佑 1086年-1094年四月; 绍圣 1094年四月-1098年五月; 元符 1098年六月-1100年。

  8、徽宗 赵佶: 建中靖国 1101年;崇宁 1102年-1106年; 大观 1107年-1110年; 政和 1111年-1118年十月; 重和 1118年十一月-1119年二月; 宣和 1119年-1125年。

  9、钦宗 赵桓: 靖康 1126年-1127年。

  南宋 皇帝

  宋高宗 赵构 (1127年—1162年)

  宋孝宗 赵昚 (1162年—1189年)

  宋光宗 赵敦 (1189年—1194年)

  宋宁宗 赵扩 (1194年—1224年)

  宋理宗 赵昀 (1224年—1264年)

  宋度宗 赵禥 (1264年—1274年)

  宋恭帝 赵隰 (1274年—1276年)

  宋端宗 赵是 (1276年—1278年)

  宋幼主 赵昺 (1278年—1279年)

  【宋代皇帝:拆迁民居,朕于心不忍!】

  宋朝的皇帝保持着良好的拆迁工作作风。即便大兴土木者如宋徽宗也说:“迁走居民,拆毁他们的私宅,朕一 想到就为之恻然。”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北宋都城开封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管理城市的提举京城所(类似“拆迁办”)正在清理开封城墙下的房屋和田地,新城四面还要挖掘壕沟作为防御设施。皇帝下发了诏令:离城墙三十步之内的房屋,一概拆除。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当时,官府乃至皇帝想要在京城里拆迁民房,却并不容易。

  被违章建筑困扰的首都

  北宋的都城开封人口近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在北宋初年,开封还沿袭着唐代城市坊市制度的余韵。按照统治者秩序井然的设想,城市被分隔为坊和市,前者为居住区,后者为商业交易和娱乐区。在这样的城市中,居民严格遵守界限,生活在指定的围墙之中,每到夜晚则全城宵禁,除了巡逻的士兵和更夫,无人在街道行走。城中道路笔直宽阔,不容侵犯。如果在城市街道上建设房屋,阻碍交通,要被杖责七十下。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这些限制的突破在悄然发生。

  在北宋建立前的后周,开封城中已经有许多居民违禁将房屋建到了街道上。显德二年(955),开封府决定将部分街道取直、拓宽,最宽的地方三十步,顿时民怨沸腾。于是次年又规定:“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

  管理者对城市居民作出了让步。到北宋时,民房侵占街道的事情更加频繁。《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跟群臣宴饮,回驾时经过通利坊,结果道路为民房所侵占,狭窄难通,便下令拆除“侵街民舍”,以拓宽道路。

  到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开封城内的道路侵占已经到了令皇帝难以忍受的地步。于是,在这一年二月,宋真宗下令,让右侍禁、阂门祗侯谢德权负责拓宽街道。谢德权受命之后,先从权贵之家下手,拆毁贵族大臣家的违规房屋,自然招致许多非议。皇帝打算就此收手,下令不要再拆房子了。不料谢德权脾气倔强,当面对真宗说:“现在阻挠此事的,都是权贵豪强,舍不得他们出租房子的收益罢了。”然后丢下一句“臣死不敢奉诏”。皇帝没有办法,只好由他去办。

  谢德权是个强硬的好官,但是在头脑上却难免守旧。他主持拆除了侵街房屋之后,还力主恢复古代长安城的街巷宽广,以及禁鼓昏晓之制当早晨的鼓敲响之后,城市的市场方可开放,傍晚鸣鼓,所有商业活动都必须停止。

  无疑,这样保守的制度无法被执行下去。开封城里的居民,依然不失时机地将房子盖到过分宽阔的街道上。

  “拆迁民居,朕于心不忍”

  作为北宋的东京,开封城的街道不复当年的整齐肃穆。不仅仅权贵,普通居民也学会侵占街道,盖房居住或租赁。这让都城的管理者恼怒却无可奈何。屡次有拆除城中违章建筑的诏令,却都收效甚微。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为防止居民再度侵街,开封府沿街立表为标记,不许人户越界建造房屋,并派遣官吏进行巡查。后来到仁宗景祐年间,开封府又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拆迁运动,要求在一个月内将侵街邸舍全部拆除,凡侵占街巷者,杖责七十。但是执行之后,该侵占的街道还是被缓慢蚕食,不久又恢复原样。

  到宋神宗元丰年间,不仅街巷已经被民房占据,以致车马不通,连城墙周围也搭建了许多建筑。虽然在城墙附近建房与侵街不同,并不违法,但为了都城的城防,这些民房必须为国家做出牺牲。这个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执行拆迁命令的人理直气壮。

  然而,皇帝赵顼却没有这么想。

  有宋一朝,皇帝中虽然不乏荒唐者,但是对治下的万民,尤其是都城中的百姓还算不错。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九月十七日,因为楚王宫失火,太宗皇帝打算扩建宫城,命令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勘察谋划。刘延翰等随机画了规划图纸,请皇帝过目,皇帝看后说:“内城狭小,确实应该扩建。但是拆迁房屋,劳动居民,朕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扩建计划搁置。

  有这样的榜样在前,后来的皇帝也不好做得太过分。神宗皇帝在几年前,也曾宽厚地处理过一桩拆迁项目。当时是元丰元年,开封府奏请修治京城城防,皇帝下诏说,遇到百姓房屋妨碍修筑的,城墙可以让一让,百姓的房子不要拆掉。

  而元丰六年的拆迁工程,皇帝采取了更加怀柔的手段。他委任大臣去估算必须移毁的公私房屋土地的价值,然后赔付之。或给银钱,或划给官家土地补偿;对于寺庙坟茔,则拨给官家土地,异地重修。

  是年闰六月五日,担任开封府推官的祖无颇上奏说:经过勘查,需要拆迁房屋土地的百姓一共一百三十家,按照地图标记,查验房契、地契之后,参照当时的房价地价,补偿拆迁款共计二万二千六百缗。皇帝批准了这个补偿标准,命户部拨款支付。如此算下来,平均每户人家得到的补偿是一百七十多缗,即铜钱一百七十多贯。虽然这笔钱不足以在开封城中买一套好房子,但是城墙之下本来就多是贫民所居,这样一笔补偿,也足够他们在附近购置一座不错的房屋了。

  在那之后,宋朝的皇帝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拆迁工作作风。即便大兴土木如宋徽宗,也要为子民的安居乐业着想一番。崇宁五年(1106)二月二十六日,他下诏书说:“朕有儿女五十人,渐渐都要长大,都得给他们建造府邸馆舍。京师的居民太多太拥挤,房屋鳞次栉比,无地可容。倘若迁走居民,拆毁他们的私宅,使久安于此的百姓猝然丢弃旧业,流离失所,朕一想到这里,就为之恻然”。于是令有司在开封府南边扩展京城,安置官司军营,将来修缮宅院,赐给诸位王和公主。他特别强调说,不得“起移居民”。

  一面是民间社会的不断开放,打破了旧的城市制度;另一面,统治者也对百姓多有体恤。于是,在宋朝,古板沉闷的坊市制度彻底崩溃了,代之以更有活力、更加繁荣的城市,才有《清明上河图》中的楼阁林立、市井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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