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大智若愚的北宋宰相
吕端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四月，宋太宗准备任命吕端为宰相，并就此征询亲信大臣的意见。有人反对说： “端为人糊涂。”太宗却说道：“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在宫廷宴会上，太宗赋诗赠给吕端，诗中有“欲饵金钩深未达，蟠溪须问钓鱼人”之句。数天后，太宗果然拜吕端为相，并在制词中称赞他“周知大体，多识旧章，用晦而明，中立不倚”。从此。“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流传于世。
宦海沉浮、骏马奋蹄
吕端(公元935—1000年)，字易直，幽州安次(今河北省安次县)人。父亲吕琦在后唐、后晋官至殿中侍御使、兵部侍郎，以刚正闻名当世。兄长吕余庆是宋太祖最信赖的谋士之一，担任参知政事达十年之久。
吕端自小聪明好学，以恩荫踏上仕途。拜相以前，他在定州、成都、开封、商州、汝州、蔡州担任过知县、知府、判官、司户参军、知州等官职，又在中央政府历任秘书郎、著作佐郎、枢密直学士、太仆丞、太常丞、大理少卿、侍御史、右谏议大夫等职。在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吕端表现出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深谋远虑、随机应变的能力。由于他具备担当重任所需的各项条件，逐渐赢得朝野的赞赏。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吕端被贬为商州司户参军。寇准提醒太宗道：“吕端器量和见识非凡，渐渐年老了，希望陛下及早重用他。”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宰相赵普对太宗说：“我观察吕端奏事，获得赞赏未曾兴奋，遇到挫折未曾害怕，感情不表现在言语中，真是宰相的好人选。”
在朝廷重臣的屡屡推荐下，吕端终于在淳化四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仅仅过了两年，他便荣升宰相。从此，吕端担任宰执长达六年，充分发挥他的远见卓识，对太宗末年至真宗初年的政治施以重大影响。
洞悉危机、智保秦王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二月，太宗率军亲征北汉，命秦王、开封府尹、皇弟廷美留守京城。吕端当时担任开封府判官，是秦王的下属，他对廷美说：“陛下不辞劳苦亲自率兵讨伐北汉，您兼有亲属和大臣的双重身份，应当作出表率跟随出征，不适合于掌管留守事务。”
原来周世宗和宋太宗即位以前，都曾担任开封府尹，因此该职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太宗继太祖之后称帝，违背父子相传的惯例，又有“烛影斧声”之说，因此太宗继位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太宗为了收揽人心，就任命皇弟赵廷美为开封府尹，试图再造兄终弟及的假象。但是太宗以篡位得天下，疑心特别重。他害怕秦王在开封府养成势力，像自己一样觊觎帝位，因此处心积虑地防备和排斥秦王。处于困境之中的秦王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太宗在亲征前安排秦王留守后方，既是向群臣昭示皇帝的大度，又可暗中试探秦王的意向。如果秦王欣然受命，太宗就会认为他心怀异志。因此，秦王只有主动请求出征，才能消除太宗的疑惑，保住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地位。由于吕端的点拨，秦王极力恳求随军伴驾，以避过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太宗开怀接纳，对秦王的“忠诚”表示满意，殊不知这后面还有一位深谋远虑的谋士呢!
遭贬不忧、处变不惊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秦王府官吏利用特权擅自购买秦州进京的竹木，触犯了诏令。朝廷追查此事时，吕端独自承担罪责，被贬为商州司户参军。开封府有些公务急待处理，他却满不在乎地说：“等将来再说吧!戴枷处理公务，自古就有。”太宗又命他戴枷步行，到千里之外的商州赴任。有人替他担心，他却戏谑地说：“不是我有灾，是长耳朵有灾。”谈笑自如，毫无沮丧之感。
后来，许王元僖担任开封府尹，吕端再次充任判官。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许王死后，有人揭发他的过失，于是太宗派遣御史武元颖、内侍王继恩向吕端调查情况。吕端正在府中处理公务，看见两位使臣到来，神色自若地对侍从说道：“把帽子拿去。”二位使臣说：“何必如此!”吕端说：“天子有责问，我就是罪犯，怎么能坐在堂上与使臣应对呢?”不久，他被贬为卫尉少卿。
三个月后，朝廷设置考课院。许多担任散职的官员因为俸禄太少以致家用不足而痛哭流涕，吕端却上奏说：“我以前辅佐秦王，因为不能约束王府属吏而被贬商州，陛下又把我升官任用;现在许王暴死，我辅佐不力，陛下又不给予严惩，仍使我位列少卿，我罪过大而受恩深!现在有关机构考核官吏，我如果能担任颍州副使，就很满足了。”
端拱元年(公元985年)四月，吕端经海道出使高丽。回国途中，乘船遭到风暴袭击，桅杆被折断。随行人员惶恐万状，吕端安然地坐在舱内读书，如同在书斋中一样。他和副使吕占之命令把所有货物抛人海中，减轻船的重量，才得以安全返回。太宗后来得知此事，并没有怪罪他。
顾全大局、谦让同僚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九月，寇准以左谏议大夫担任参知政事。按照惯例，但吕端应当位居寇准之上。吕端鉴于寇准的官职向来位于自己之上，性情“好刚使气”，因此请求让寇准居上。至道元年四月，吕端升任宰相。他恐怕寇准心中不服，请求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到政事堂押班和执掌大印。从此，参知政事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当时有的大臣议政时固执己见，即使相互之间的观点大同小异也不肯让步。吕端作为政府首脑，致力于协调各方意见，看起来仿佛没有什么建树。一天，太宗下手谕告诫说：“从今以后，中书的事必须经过吕端仔细考虑，才能上奏。”吕端更加谦逊。
至道二年五月，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率军攻打灵州，西北边境告急。太宗命令吕端和知枢密院事赵镕分别呈递奏折，阐述对形势的分析。吕端说：“我们如果各自陈述见解，恐怕违背商讨大计，制订策略的宗旨。希望共同拟定一份奏章，阐述此事的利害。”
李惟清由知枢密院事改任御史中丞后，认为这是宰相吕端压制他的结果，因此怀恨在心。吕端病重，被真宗特许免去朝见之礼后，李惟清乘机弹劾说，有的官员因病免朝，一年多却依旧享受俸禄。他又指使别人抨击政事堂下属官吏的过失，企图株连吕端。吕端毫不在意地说：“我恭行正道，问心无愧，诬陷之辞不值得担忧。”
吕端奉命监修《太宗实录》，由于政务繁忙，他没有承担具体的编写工作。但按照历朝修史的惯例，监修者只负名义上的责任，即使不参与其事，也应算作者。实际主持修撰的钱若水并没有署吕端的名字，吕端也从未过问。
身居高位的吕端总以国家大事为重，淡泊名利，屈己从人.表现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博大胸怀。
深谋远虑、牵制党项
李继迁拥兵反宋，不断侵扰北宋的西北边境，成为宋王朝的心腹之患。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九月，保安军俘获李继迁的母亲。至道二年五月，李继迁大举进攻灵州。太宗厌战，拒绝分兵三路围歼李继迁的建议，但盛怒之下准备杀死他的母亲以挫其锐气。
吕端进言说：“当年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准备煮死他。刘邦说‘希望分给我一杯羹。’做大事的人不会顾及他的亲属，何况李继迁这样的叛逆呢?杀死他的母亲只会又结仇怨，更加坚定其反叛之心。”太宗问道：“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吕端答道：“以我的愚见，应当把李继迁的母亲安置在延州，派人好好供养她。这样，即使不能立即招降李继迁，也可以牵制他。”于是太宗采纳了吕端的建议。事实证明，这一着是相当有效的。此后，李继迁的攻势渐弱，他的儿子还与北宋和平相处数十年呢!
策立真宗、安定天下
太宗为了确保他的子孙对皇位的继承权，先后逼死太祖的儿子德昭、德芳和皇弟秦王廷美。这种极端措施不仅引起大臣的不满，也激化了皇室内部的矛盾。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反对这种残暴的行为，装疯放弃做太子的机会，赢得了部分士大夫的同情。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寿王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被立为太子。两年后，太宗病重时，大宦官、宣政使王继恩企图拥立楚王元佐，以定策功博取新皇帝的恩宠。他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人，并得到太宗李皇后的大力支持。因此，真宗虽然身为太子，但能否继位尚难预料。
吕端探视太宗的病情，见太子元侃不在病榻旁，就在笏上写“大渐”病危二字，派亲信敦促太子入宫侍候太宗。太宗驾崩后，李皇后命王继恩、吕端等人到政事堂商议策立新君之事。吕端为了防止王继恩等人的阴谋得逞，当机立断地囚禁了王继恩，并派人在书阁中找出太宗生前写就的诏书。一切布置好后，吕端立即进宫，李皇后说：“皇帝驾崩，立皇长子为继承人符合常规。现在该怎么办呢?”吕端正色回答道：“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应付今天的形势。现在先帝刚刚去世，怎么能够立刻违背他的命令而提出异议呢?”太后无言以对。
新君举行登基大典，垂帘接受群臣朝拜。吕端请求卷起帘子，走到殿前，看清御座上是太子元侃，才率领群臣下拜并高呼万岁。
吕端是历相两朝、拥有定策之功的元老重臣。真宗见到吕端，每次都恭敬地作揖，不喊吕端的名，甚至自称小子。吕端请求呼名，真宗说：“您是顾命元老，我岂敢与先帝相比!”吕端深受真宗的尊崇和信赖，因此成为真宗初年国家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国家大事的裁决者。于是在吕端的主持下，朝廷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
太宗滥杀皇族和王继恩图谋废立，在皇室内部和官僚阶层产生不良影响。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在真宗即位两个月后才贬逐王继恩等人，并且不说明其罪状。李继勋以使相出知陈州，王继恩以右监门卫将军安置于扬州，李昌龄被贬为忠武军司马，胡旦则流放浔州。同时还恢复皇兄元佐的楚王爵位，并加封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允许他在家养病而不上朝;追赠皇叔廷美为西京留守、中书令、秦王;追封皇从兄魏王德昭为太傅，岐王德芳为太保。
为了争取士大夫的拥护，朝廷广开言路，延揽人才。至道三年五月，允许文武官员直言极谏，讨论皇帝的过失和政治、军事的利弊。贡举制度的长期停办，对于选拔人才造成极大的不便，使得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无法得到重用。有鉴于此，至道四年(公元998年)二月，礼部经考核，额外录用进士和诸科达两百人之多。
吕端为政清简，顺应民情。至道三年(公元997年)，鉴于赋役繁重，人民不胜其负，朝廷撤销了江淮发运使、诸路转运使司。六月，朝廷下诏命令各地停止进献珍禽异兽和各种祥瑞。八月，取消盐井役。十二月，诏令诸路转运使督促地方官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年八月，诏三司节约费用，不得增加赋税。这些措施有利于改善政府作风，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吕端不仅在政治措施上注意“与民休息”，而且也很注法制上的适度宽松。公元998年，张齐贤与王济为删修淳化后期到至道年间的宣敕(诏令)发生争执。吕端指出，立法崇尚宽松，忌讳严厉。他说道：“根据周朝的制度，治理处于稳定时期的国家，只需使用不宽不严的法律。这是定制。当然，改革的好处如果不是很大，就不应轻易进行;而应当改革的时候，也要仔细听取众人的意见。”
在稳固国内政治的同时，吕端还积极展开外交攻势。在他任相期间，宋朝与西夏通过谈判达成妥协。至道三年十二月，朝廷允许西夏修贡，并授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管辖夏、绥、银、宥、静五州，使宋朝边境出现了一定时期的安宁局面。吕端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和议之后，他仍然重视西部驻军的防务，使李氏不敢轻举妄动。
由于吕端辅佐得力，真宗即位之初，国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轻财重义、廉洁奉公
吕端轻视钱财，乐于周济别人;重视情义，不忘旧恩。他担任商州司户参军时就曾用自己的俸禄招揽门客，同乡冯道的儿子冯正之因病残废，吕端主动供养他。赵绍宗的祖先对吕端的父亲有救命之恩，吕端爱护赵绍宗亲如己出，上书请求把恩荫的名额给他。
吕端担任宰执达六年之久，但由于他乐善好施，廉洁奉公.家无余才。家人曾经向他诉说日用缺乏，他回答道：“过完三天，再计划以后三天的生活，这样就够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吕端去世十年后，他的几个儿子虽然担任官职，却因缺钱嫁娶而典当府第。
不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身居高位而家产微薄，这种情况在历朝宰相中如同凤毛麟角。吕端名列廉吏，当之无愧。
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吕端因病以太子太保致仕(离休)，在吕端病重期间，真宗亲自到他家中探视。咸平三年(1000年)吕端病逝，终年66岁，真宗追赠他为司空，谥号为正惠。
考察吕端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他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妇孺皆知，有口皆碑，确是不容置疑的。
吕端体察民间疾苦，在为官地方和担任宰相期间实行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符合经历了五代长期战乱的人民的愿望，也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吕端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实际上功莫大焉。
吕端平时谦让同僚，宽容下属，不拘小节，不患得患失，被人误以为糊涂。实际上他心胸开阔，谋虑深远，处事谨慎，决策果断。他谏秦王之智为历代史家所称颂，让寇准之举有蔺相如之风。特别是他在策立真宗时的一举一动都体现出其超凡的胆识和智慧：太宗病重时，他急忙敦促太子入侍，使父子不致被离间;太宗病逝后，他断然囚禁妄图废立的主谋王继恩，使变乱难以发生;特别是在新君登基之际，他走上台阶掀帘审视，以辨其真伪，严防太后偷梁换柱。总之，每临大事，他都明察秋毫，处事井然，真可谓“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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