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考历史延伸阅读: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吗

2012-11-29 22:48:04 中考历史

  多年以来,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近年来又听到外国人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国内学者也有跟着这么说的。我想:这两种说法有矛盾。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他又怎么能成为“伟大的改革家”呢?

  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方案,朝廷没有通过,根本没有付诸实施,那可以说是失败了。或者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引起了内忧外患,例如农民起事或者外敌入侵,造成天下大乱,推行不下去了,那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1069年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力主持变法,新法次第推行,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停用新法为止,十余年中变法工作并未中断,也未造成天下大乱。在这十余年变法期间,如果做出了一些成绩,也不论成绩大小,都不能作出完全失败的结论。

  变法的目的,朝野上下人人皆知,那就是“富国强兵”。按照这个目的来衡量,变法并未“失败”。

  先说“富国”。变法之初,年年入不敷出。连祭天大典中赐给文武百官的银帛都拿不出来;变法之后,年年都有结余,到高太后停用新法后,国库里积存的银两达到5000万两以上,成为整个北宋时期财政上最宽裕的年代。实行新法的结果,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和历史上相比,提高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财政收入猛增。当然,在实行新法所增加的财富中,必然有一部分是与民争利,是残酷地盘剥老百姓而来,这正是司马光所反对的。但是,就短期内的效果而言,不能不说,新法至少是部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再说“强兵”。北宋开国以来,宋太祖赵匡胤用兵谨慎,既没有赫赫战功,也没打过败仗。宋太宗以外行带兵,两次冒险伐辽,两次全军覆没。“积弱”从此开始。以后宋军对外作战,几乎每战必败,连对小小的西夏,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新法实行以后,裁汰冗兵,于各地置将训练禁军,显然有了效果。和西夏的几次恶战,已经有胜有败。特别是1073年,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建立熙河一路,杀敌数千,招抚少数民族30余万,辟地2000里,这在北宋军事史上是一次难得的胜利。“积弱”的形势已经改观。

  既然在“富国”、“强兵”两个方面都已见效,我们怎么能说变法失败!只能说,在那一段变法时期,宋廷在政策上颇有失误。当时,宋神宗所敬佩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全都赞成变法,只不过在时间上有缓进与急进的不同,在方法上有用不用与民争利诸法的区别。神宗如果能够耐心一点,在双方之间尽力协调,变法的步子宁肯慢一点,要求更稳一点,矛盾就不致激化。可他少年气盛,操之过急。凡对新法有不同意见者,一概贬官外调,结果激化了矛盾,形成新旧两党,造成内争。以后神宗英年早逝,一年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位领袖人物同一年去世,形势急转直下,新法由宋廷自己宣布废止。

  在朝廷方面,神宗去世以后,哲宗赵煦继位,时年10岁。高太后临朝听政,立即任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次年,王安石在江宁去世,司马光还向朝廷建议“介甫(王安石)无他,但执拗耳”,希望朝廷赠恤之典从厚。5个月以后,司马光在宰相任上病逝。这两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去世以后,社会上君子之风也就逐渐淡薄。在激烈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特别是新党人物大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攻击政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无所不用其极。高太后听政8年,于1093年病逝,哲宗亲政,立刻又贬斥旧党,尽用新党。朝廷中的帝后介入党争,更使党争加剧。1100年,哲宗赵煦以25岁的青年病逝,由向太后(神宗之后)做主,立哲宗之弟神宗之子赵佶为帝,这就是出名的亡国之君宋徽宗。

  这个赵佶是神宗的第11子,生母姓陈,因是庶出,本无继位的资格。可他从小就很狡猾,为了争取做皇帝的机会,他特别孝顺嫡母向太后,每天都去请安,以博得向太后的好感,最后真的如愿以偿。新党出身的宰相章惇自己的名声不好,但他颇有知人之明,一眼就看出赵佶言行轻佻,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但是向太后坚持己见,一些大臣附和,章惇争不过他们,赵佶终于继位。赵佶继位后,立即对章惇进行报复打击,1100年后,免掉他的相位,流放潭州(今长沙),次年,更贬为雷州司户,章惇终于贬死南方。

  章惇说赵佶轻佻,只不过是轻描淡写,说中了赵佶性格中的部分弱点而已。其实赵佶的问题还很多,他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也和隋炀帝杨广相差无几,要做起祸国殃民的事来,并不下于杨广。攻击王安石的人曾经说过,王安石的新法足以败乱天下。事实上,王安石自1069年起推行新法,到赵佶登位的1100年为止,已经31年了,在这期间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事,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天下并未大乱。从1100年赵佶登位到1127年金兵南侵北宋亡国,不过27年,赵佶就闯下了两件大祸,造成天下大乱。对内,他大办花石纲,逼得东南各地民不聊生,民变蜂起,一手造成了方腊起事,他所重用的高俅等人为非作歹,把千千万万善良的林冲们逼上梁山。对外,他自作聪明,联金伐辽,竟然完全丢掉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不守信用,不讲道义,见利忘义,出卖朋友,在两三年中,反反复复惹火了金国,最后招来金兵南下,血洗东京,让千千万万军民肝脑涂地,他的一家人,包括赵氏皇族子孙,也都赔在里面。

  赵佶和杨广这两个历史人物极为相似。第一,他们都是花花公子,他们从前人手里接下来的都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大帝国。到了他们手里,大胆妄为,拼命折腾,转眼之间就把一个大帝国折腾得土崩瓦解,他们这种瞎折腾的本领真是一流的。第二,他们都有不低的文化素养,看起来潇洒风流,和那些穷凶极恶的军阀,杀人放火的混世魔王相比,表面上大不相同。但是他们任性妄为,做尽了残害老百姓的事,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就在他们“潇洒走一回”的时候,千千万万老百姓被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崩溃,民族衰亡。他们作为决策者,作为亡国之君,罪责难逃。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所造成的灾难负责,我们切不可因为他们风流潇洒的外表而给予半点同情。

  经过这样一比较,历史事实清清楚楚,王安石变法既有成绩,也有过错,但是并未造成天下大乱。

  当时造成内忧外患,造成天下大乱的,正是这位花花公子皇帝,宋徽宗赵佶!

  我们就事论事,只能作此结论。如果把问题考虑得再深一层,就不得不承认,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考虑问题,的确比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周密得多。在王安石正要重用吕惠卿的时候,司马光立刻提醒他,吕惠卿不可相信。对靠新法起家的章惇、蔡京,亦复如此。王安石所考虑的,主要是新法的好处,是如何推行新法以富国强兵。司马光所考虑的,主要不是新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推行得了的问题,新法虽好,如果用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去推行,就不免与民争利,即或财政收支状况一时好转,但是让老百姓受了伤害,就会留下后遗症,造成隐忧。那些小人一旦得势,就会盘踞高位,满足私欲,不肯轻易退下来,必然会闯大祸。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开始,司马光就看出了这种危险倾向;蔡京等6贼把持朝政,造成内忧外患的事,也早在司马光的忧虑之中。

  王安石是出名的“拗相公”,是个不肯认错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个君子,他如果地下有知,知道了蔡京等人打着新法的招牌闹得国破家亡的话,大概也会引咎自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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