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可以从几方面给予肯定。
首先，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高潮产生于西汉，第三次高潮产生于明清，第二次高潮就产生于唐代。在第二次鼎盛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都超迈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廷帝国，但就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言，它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西欧的封建城市尚未出现。东罗马帝国除查士丁尼时期的短暂强盛外，社会发展进程很快就为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所打断。西方继起的强国是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国家，但其迟至8世纪时才逐渐形成封建制。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始确立了封建制。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只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朝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关键阶段，是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折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时社会变化的中心是：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均田制断断续续推行两百余年以后，终于失去生命力，走向崩溃，地主土地所有制从8世纪中叶开始得到空前的发展。经济基础中的这一变革引起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农民起义也随着提出了新的纲领性口号。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新事物主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迅猛膨胀造成了空前严重的贫富不均，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农民起义提出了平均财富的要求。王仙芝“天补平均大将军”的头衔不仅是一个称号，而且是一个战斗口号。它也是宋代农民起义“均贫富”口号、明代李自成起义“均田”口号及清代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土地纲领的先声。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且是从汉代以来课役重丁口、轻田产转变到此后轻丁口、重田产的分水岭。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及清代的“摊丁入地”，都是杨炎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变化，而一系列新事物都产生于唐代后期。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曙光。
再次，唐朝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秦汉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第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但魏晋以后陷于民族大混战，这个过程暂时缓慢下来。隋朝历时较短，还没有来得及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唐朝历时较久，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
唐帝国卓越的国际地位和优异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以至部分欧、非国家对之产生了钦羡之情，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中西交往中也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的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国，这三个中心，又以中国的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唐朝在发展经济、文化、密切民族关系和加强国际交往中，都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成就，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鼎盛局面;唐朝后期的历史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端倪。唐代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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