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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家书法用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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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简洁而丰富,古雅且豪迈。随手万变,任心所成,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书法美传神生动,可以愉目、愉耳、可以动情。“无色而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旷神怡。”其五光十色的神采,轻重徐缓的节奏,就是笔墨的魅力。书以韵胜,而风格则随之而生。古人感叹“书法唯风韵难及”。张怀瓘《书议》评说书法“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贵在得笔意。书之韵昧取决于用笔与用墨,两者结合生发所体现的即为书家的生命气韵。今人不少书作平板乏味,雕琢鄙陋,浮薄浅易,丑拙粗俗,究其因,均不得笔墨所致。只求“个性之张扬”,“形式之新奇”,中国书法的艺术精神与本体价值在一片对传统的叛逆声中失落了。

  书法本于笔,成于墨。古来书家重视笔法的同时,也无不重视墨法。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指出:“盖笔者墨之师也,墨者笔之充也;且笔非墨无以和,墨非笔无以附。”鲜明地阐述了笔墨之间的辩证关系。纵观中国书法史,如果说,魏晋六朝书家开始对用墨的追求是自发的,那么到了唐代则表现为自觉。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晋人书法重于对笔法的追求,对用墨的关注则注重于入纸度,王羲之为使笔毫挥洒自如,故“用笔着墨,下过三分,不得深浸”。晋人用笔以使转为主,“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此用墨入纸产生圆润达到力圆的审美,特定的运笔方式决定了“魏晋六朝,专用浓墨,书画一致……”这一“浓墨如漆”的审美观照与艺术风格。到了唐代,书体的演变已终结,楷书日臻规范成熟,书论渐入高峰,名家辈出,辉映千秋。欧阳询、褚遂良、孙过庭等各家对书法用墨论述精到绝伦,启示后学。

  欧阳询《八法》中“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孙过庭《书谱》中“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等论述,已将墨法理论上升到技法论中的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在力追二王的行草书中增强笔墨的杀纸力度,得以燥中见润,浓中显劲,于笔法中力现墨彩与墨调,增强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力。笔者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观赏到颜真卿《祭侄稿》真迹,笔与墨浑然一体,其墨极浓与极干用在一起,燥渴之笔将墨调推向深、润。这种笔墨技进乎道的境界,令人叫绝!宋代由于文人水墨画的兴起,用墨打破原有的程式,墨色层次丰富,书家在创作上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谈到:“北宋浓墨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北宋浓墨实薄于唐,南宋浓墨破水活用实胜北宋。

  元代文人画已达高峰,追寻晋人风韵,清简相尚,虚旷为怀,故用墨之清淡为其特色,达到水墨不渍不燥,浓淡自然的清远境界,完成艺术本性的回归理想。元代之后,董其昌是承赵孟頫独开淡墨一派的代表人物。“至董文敏以画家用墨之法作书,于是始当淡墨。”董其昌由参禅而悟到庄学的最高意境——淡,一种自然平淡虚静的境界。董氏又以山水皴法的用墨参于书法,这种用水破墨活用,淡墨枯笔求润,开创一代风格。清代笪重光在《书筏》中论述得十分到位——“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则活;蘸笔欲润,蹙毫用之则浊。墨四而白方,架宽而丝紧。”书法至明末清初,已发展成为文人个性张扬的载体,用墨当然也成为书家生命节律的折射。王铎、傅山等在用笔奇恣纵放的同时,用墨大胆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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