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

　　井田制和农业耕作状况

　　春秋时各国都普遍实行井田制。据《左传》,楚人“井衍沃”,郑“都鄙有章”,“田 有封洫，庐井有伍”。所谓井田，是指田地被分划成整齐的小块，田间的土埂和沟洫成为田与田之间的一种界限。《国语》说齐桓公时，管仲以为“井田畴均则民不憾”。这是为了消除农民之间的不满情绪。所以强调把田地一定要划分成等量的面积。另方面则出于对农民征收赋役的需要。与此同时，农民也被组织起来。如《国语·齐语》说齐国是“制都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把许多分散的农户，纳入这类村社组织之中，再派官吏去 管理，可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后来郡县制下的乡里制就由此演化而来。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农民仅有使用权而已。井田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小块的私田由每户农民去耕种，收获归己。公田则由大家通力合作，收成归国家或贵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种公田的积极性日益衰退，从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于是各国对税收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齐在桓公时就已实行按地亩征租税，鲁则在宣公十五年(前594)也宣布“初税亩”，长期以来的力役租被履亩而税的实物税所取代。

　　除田税外，农民还要在有战争时向国家交纳军赋。军赋按井征收粮食、草料和牲畜。由于战争频繁，国家不断加赋，如郑作丘赋，鲁季孙“用田赋”，都是违反旧制而加重农民负担的一种新措施。

　　除划分为井田的用地之外，还有不划井的零散土地。如《周礼》说在国都附近有官田、士田、贾田、赏田等。官田、贾田是分给供职于官府的小吏、工商的禄田，士田是授予士家属的份田，《孟子》所说的“士有圭田”，即指这类形状不规则的田。这些田的最高所有权也属于国家。当时卿大夫之间土地虽可以转移，但在小贵族和平民中缺乏土地所有权，特别是买卖土地的现象还未曾出现。《礼记》说：“田里不鬻”，与当时实际状况相符。

　　耕作状况

　　春秋时农业工具仍以木、石制品为主,耕作工具多为木制的耒耜。青铜农具甚少,仅在春秋末,今长江下游一带才有过较多的铜农具。由于工具、技术都 和西周相差不远，故耕作时仍须共同合作，耦耕到春秋末年还未绝迹。

　　由于农业受工具、施肥等条件的限制，土地仍须轮休。《周礼》说：“不易之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即田地休闲的时间不等,长的两年,短的一年,也有不须休闲者，不过数量较少。《左传》中所说的“爰田”,和《周礼》中的“一易”、“再易”之田相似，说明休闲田的普遍存在。

　　手工业和商业

　　手工业分民间的和官府的两种。民间如纺织不过是家庭的一种副业。官府工业则具有较大规模，《周礼·考工记》提到的工种有攻木、攻金、攻皮和刮磨、抟埴等项，冶铁业大约出现于春秋末，但很快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相似之处，除民间的相互交易外，就是由官府经营或控制的工商业，《国语》说：“工商食官”，正反映出手工业、商业都以官营为主的这一特点。在各国中，可能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郑国的商业较为发达。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关郑国商人的情况颇多，其足迹遍于周、晋、楚等国。商人在出卖贵重物品时，必须取得官府的许可，说明商人尚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

　　在大的都邑中，都有专为交易所设的市，如《左传》 提到郑、鲁、齐、晋诸国的市。当时民间交易仍以物易物为主，但布、帛之类已作为一般等价物，起到货币的作用。而使用金属铸币则较晚，《国语》记周景王铸大钱是在公...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洁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土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

　　人们习惯把古代的戎狄蛮夷等民族视为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对他们持鄙视的态度。在奴隶社会的时候，地广人稀，商周时期有两千个诸侯，用现在观点看是部落，夏、商、周是奴隶社会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周朝曾率领八百诸侯进攻商朝，周武王所封的诸侯只有五十个同姓，关系密切的一百多，其他的近两千诸侯大多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戎狄蛮夷之类的。那么他们是不是象有民族、地域偏见的人所说的都是落后野蛮和弱小的呢?

　　司马迁给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他用炎黄子孙取代了戎狄蛮夷这个概念，是古代现存文献认识水平最高的。象一些著名的南方蛮夷之国蜀国、楚国、吴国、越国等都是其中著名的国家，怎么能视为落后?他们都在吸取中原文化后成为强国。即使是北方的戎狄也不能把他们视为落后、野蛮、弱小的。

　　《史记.周本纪》载：周穆王准备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我听说犬戎立性敦厚，遵守道德，始终保持思想纯洁，他们是有办法抵御我们的。周穆王不听，结果进攻不利，从此少数民族再也不朝见周天子，以后周朝时常与西戎爆发冲突，逐渐衰败。到周幽王的时候只能靠用烽火召集周围的诸侯抵御西戎各部，终于因为烽火戏诸侯，贪图美色而导致内乱败亡。西周王室和诸侯被迫东迁，这是在强大的西戎进攻下进行的一次中国古代著名的民族迁徙，和以后众多次民族迁徙相比，它的文献记载稀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相关史料中了解一二。周王室迁到了洛阳，其他诸侯大致都依靠血缘和族系分散到东部诸侯各处，当时地广人稀不愁没地方安置。

　　值得一提的是秦国，它的祖先蜚廉葬在霍太山，其同宗大多在晋国，所以秦诸侯投奔了晋国。史书中关于周王把关中故地都封给了秦国，应该是秦国史官夸耀不实之辞。试想包括王室、众多强大诸侯都无力打败西戎，只能东迁躲避，秦国当时只是西垂大夫的小诸侯，是不可能仍留在原地，单独收复关中的，而史料中对以后历史事件的描述也能印证这点。因为在关中的西周故地建立起一个叫大荔的戎国，这个国家的君主也称王，建立城市，直到公元前461年才被秦国灭亡，直到那时秦国才控制渭河流域。史书还说秦国灭亡了申国，说这个申国是在山西和陕西之间的，又说这个申国不是东迁的，申国和秦国关系密切。似乎更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秦国打败了西戎，收复申国故地并在此居住。秦国最初迁到了晋国也能看出，在收复申国故地的战斗中秦国无疑是和晋国联合作战的，因为晋国在陕西也占领了从韩城到白水之间的大片河西领土，就是后来晋惠公许诺给秦穆公的。除非和晋国联合，单凭秦国是无力同强大的西戎抗衡的。直到后来秦穆公时期的由余，他在评价西戎君主时说：戎国君主用淳德对待他的百姓，百姓用忠信服侍君主，一国之政如同一身的治理，不知不觉就治理好了，这是圣人的治理。(《史记.秦本纪》)所以在关中的戎国并不是野蛮无知的。

　　即使东迁后的周王室同戎狄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仇敌。周襄王的时候其弟叔带联合戎狄谋叛，是齐晋两国主持周朝和戎国议和，以后周襄王又立翟女为王后，惠后与王子带联合翟人攻周，是晋文公平定了周王室内乱。

　　戎狄对中原诸侯的影响也是不寻常的，翟人攻灭卫国、赶走了邢国，诸侯联合也只是为他们另外找地方重建，没有收复故地。中原诸侯很少同狄人交战，大多采取和亲、友好的方式，如晋国的魏绛九合戎狄等等。在北方只有晋国和齐国有能力同戎狄对抗，而且并不是总打胜仗。

　　戎狄蛮夷在春秋历史中的作用，不能仅仅看作是野蛮破坏。
 

　　人们习惯把古代的戎狄蛮夷等民族视为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对他们持鄙视的态度。在奴隶社会的时候，地广人稀，商周时期有两千个诸侯，用现在观点看是部落，夏、商、周是奴隶社会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周朝曾率领八百诸侯进攻商朝，周武王所封的诸侯只有五十个同姓，关系密切的一百多，其他的近两千诸侯大多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戎狄蛮夷之类的。那么他们是不是象有民族、地域偏见的人所说的都是落后野蛮和弱小的呢?

　　司马迁给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他用炎黄子孙取代了戎狄蛮夷这个概念，是古代现存文献认识水平最高的。象一些著名的南方蛮夷之国蜀国、楚国、吴国、越国等都是其中著名的国家，怎么能视为落后?他们都在吸取中原文化后成为强国。即使是北方的戎狄也不能把他们视为落后、野蛮、弱小的。

　　《史记.周本纪》载：周穆王准备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我听说犬戎立性敦厚，遵守道德，始终保持思想纯洁，他们是有办法抵御我们的。周穆王不听，结果进攻不利，从此少数民族再也不朝见周天子，以后周朝时常与西戎爆发冲突，逐渐衰败。到周幽王的时候只能靠用烽火召集周围的诸侯抵御西戎各部，终于因为烽火戏诸侯，贪图美色而导致内乱败亡。西周王室和诸侯被迫东迁，这是在强大的西戎进攻下进行的一次中国古代著名的民族迁徙，和以后众多次民族迁徙相比，它的文献记载稀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相关史料中了解一二。周王室迁到了洛阳，其他诸侯大致都依靠血缘和族系分散到东部诸侯各处，当时地广人稀不愁没地方安置。

　　值得一提的是秦国，它的祖先蜚廉葬在霍太山，其同宗大多在晋国，所以秦诸侯投奔了晋国。史书中关于周王把关中故地都封给了秦国，应该是秦国史官夸耀不实之辞。试想包括王室、众多强大诸侯都无力打败西戎，只能东迁躲避，秦国当时只是西垂大夫的小诸侯，是不可能仍留在原地，单独收复关中的，而史料中对以后历史事件的描述也能印证这点。因为在关中的西周故地建立起一个叫大荔的戎国，这个国家的君主也称王，建立城市，直到公元前461年才被秦国灭亡，直到那时秦国才控制渭河流域。史书还说秦国灭亡了申国，说这个申国是在山西和陕西之间的，又说这个申国不是东迁的，申国和秦国关系密切。似乎更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秦国打败了西戎，收复申国故地并在此居住。秦国最初迁到了晋国也能看出，在收复申国故地的战斗中秦国无疑是和晋国联合作战的，因为晋国在陕西也占领了从韩城到白水之间的大片河西领土，就是后来晋惠公许诺给秦穆公的。除非和晋国联合，单凭秦国是无力同强大的西戎抗衡的。直到后来秦穆公时期的由余，他在评价西戎君主时说：戎国君主用淳德对待他的百姓，百姓用忠信服侍君主，一国之政如同一身的治理，不知不觉就治理好了，这是圣人的治理。(《史记.秦本纪》)所以在关中的戎国并不是野蛮无知的。

　　即使东迁后的周王室同戎狄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仇敌。周襄王的时候其弟叔带联合戎狄谋叛，是齐晋两国主持周朝和戎国议和，以后周襄王又立翟女为王后，惠后与王子带联合翟人攻周，是晋文公平定了周王室内乱。

　　戎狄对中原诸侯的影响也是不寻常的，翟人攻灭卫国、赶走了邢国，诸侯联合也只是为他们另外找地方重建，没有收复故地。中原诸侯很少同狄人交战，大多采取和亲、友好的方式，如晋国的魏绛九合戎狄等等。在北方只有晋国和齐国有能力同戎狄对抗，而且并不是总打胜仗。

　　戎狄蛮夷在春秋历史中的作用，不能仅仅看作是野蛮破坏。